恩师汪新士先生没留下一句遗言就匆匆走了，走远了。他那对弟子们的教诲，那奏刀挥毫的身影，那扶着眼镜发出的孩童般的笑声，还有那飘拂在胸前的银白美髯……再也听不到了，看不见了，摸不着了，只成为难以忘怀的记忆。在恩师离去的这一年多来，我几乎用了全部可利用的时间来搜集老师的资料，编写老师的年谱，撰写怀念诗文；我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老师的弟子和生前亲友联系，收发了百余封书信，编辑整理纪念文集；我提议成立了“汪新士艺术研究会”，请人为老师塑像，创立了带“中”字的湖北中流印社，向湖北档案馆“书画”名人档案捐献了老师的有关资料，还与师兄弟们提议建立“汪新士纪念馆”。我做这些事，是希望世人能记住他，十年、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都能记住他。虽说我已为老师做了一些事，但我对他的思念之情不仅没得到缓解，反而更为加深。我与老师二十一年，情同父子，闭上眼睛，往事一幕一幕展现在眼前，那么清晰，那么亲切。所以我根据我的日记，加上这些清晰的记忆，写下《我与汪新士》。

狱 中 拜 师

　　我自幼喜爱书画，读小学（仙桃昌湾小学）、读初中（洪湖水晶中学）、高中（洪湖汊河中学）都是学校的美术员，负责写标语、画刊头、出墙报，喜欢写隶书。中专期间自学中国画，由于没有老师教，一直停留在临摹阶段。1980年7月，我从荆州财校毕业分配到湖北省第三监狱（现为荆州监狱）生产科担任统计工作。有一句谚语“容貌是会衰老的，唯有手艺永远吃不掉”一直铭记在我脑海中，所以在工作闲暇之余，我总想学一门手艺，我想从师学习书画，但苦于找不到指导老师。
　　是偶然，也许是缘份吧，1981年4月30日，我听同事们说监狱建筑工程队（基建队）设计室有一名犯人，叫汪开年（字新士，出狱后以字行），是西泠印社早期社员。字写得好，印也刻得好，可惜是右派，又是反革命犯，两次坐牢。因为他有一技之长，领导把他安排在监狱内设的建筑工程队设计室绘图。《湖北新生报》刊登过他的篆刻作品。当时听说后，我非常激动，忙从办公室柜顶上搬下一堆报纸查找，也真巧，我很快找到了1980年10月15日的《湖北新生报》，上面果然发表的汪开年先生的两方印，一朱一白，其中朱文是“颁布刑规扶善安良树正气，执行法纪惩凶除害去邪风”；于是，我立即拿着《湖北新生报》去监狱里面的建筑工程队设计室找汪开年先生。（后来汪老师介绍，这些印不是用石章所刻，而是用绘图纸描出来的，因为当时监狱买不到石章和刻刀。）我不懂篆刻，但我当时想，能登报的作品一定好。
　　我走进设计室很小心礼貌地问：“谁是汪开年？”这时，一位干瘦的老头，光头，门牙已脱，放下描图笔，摘下眼镜，看着我说：“我是，你有事吗？”我忙把找来的两期登有他篆刻作品的《湖北新生报》交给他说：“我想拜您为师。”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紧盯着我，没说话。我连忙说：“我是真心的。”好一会儿，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刻刀，一块印石，并用刻刀在印石上刻了几下。（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刚刚自制的刻刀和设法弄到的印石。）看到他的举动，我非常激动，很快跑到基建队值班室找到王干事，将我想拜汪（开年）老师学习书法篆刻的想法告诉他。值班干事说，这事他作不了主，并说汪开年案情复杂，两次坐牢，还是右派、反革命。要我去找队长、指导员。说着便把汪开年的狱中档案取出来给我看。档案上写着：汪开年，1923年10月27日生，浙江江山人，身高1.75米，体重48.5公斤，患有风湿、哮喘等疾病。曾划为右派、反革命，1958年3月以反革命罪判刑四年。1971年12月因前罪，加之大搞翻案活动等罪行又判15年，余刑5年。我看着、看着，头一下子蒙了。我当时想，这能跟队长、指导员讲吗？队长、指导员会同意吗？找他学，有没有革命立场不坚定问题？我是监狱团支部书记，天天跟团员们讲要与犯人划清界线，能向他学习吗？他真会教我吗？当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连夜写了一封5页纸的拜师信，第二天清晨（1981年5月1日）我进监狱，趁其他人没看见，便偷偷地把信拿出来给汪老师看。并说，您看后给我当场烧掉。（后来汪老师“右派”、“反革命”平反了。每当回忆此事，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后悔。）汪老师很认真地看完信后高兴地对我说：“你每天只要有空就来，我教你刻印。”从此，我跟随汪老师学习书法篆刻一发不可收拾。不论是酷暑、严冬，还是节假日，甚至恋爱、结婚、当上了父亲，我仍然坚持每天白天抽空去学，晚上七点钟后进监狱向汪老师求教，直到深夜，并且经常通宵达旦。
　　汪老师出狱之前，我大部分业余时间是和他在一起度过的，当时监狱基建队设计室在监狱内纺织机械厂二楼。我在监狱生产科担任综合统计员。因为每天都要到机械厂等处搜集生产进度表，所以我每天上午、下午都有机会进监狱到汪老师那里“上课”。我的办公室离工程队设计室约两百米远，为了不影响工作，我一会儿到汪老师那里学篆刻书法，一会儿到办公室办事。为了节省时间，途中常常慢跑，也许是那个时候养成的习惯，我至今上班、上楼还喜欢慢跑。汪老师是设计室的描图员还能搞简单地设计，他不仅字写得好，而且特别认真。设计室分配给他的任务，他都能认真、按时完成。只要我一去，汪老师便放下工作，给我批改作业，或是拿着放大镜将我刻的印蜕与原印对照看，或是把我刻的印抹上石粉再动几刀加以修改。若工作太忙，他便在我的印稿上用笔点出数处，要我体会、修改。
　　我到设计室特别小心。有一次，我将晚上篆刻印送给汪老师指教，走到楼梯口，听到了指导员的声音，我赶紧下楼溜走了。设计室里另三人全是犯人，他们都是老牌大学生，设计水平很高，与老师关系相处也比较好。我每次都去设计室，他们不忙时，我就多呆一会儿；他们忙时，我去了便走。他们看我爱学习，也很讲礼貌，因此从不给我和汪老师为难。虽说我是警察，但我很尊重他们。
　　在狱中，老师不仅教我学习书法、篆刻，而且教我认真做人。老师常说：“要使书法篆刻作品自然脱俗，首先人要脱俗。做人比学艺难，人做不好，艺不会学好。”还常告诫我：“人生短促，生命有限，人世无常，艺术永存。”要我把有限的精力和时间更多地用到学习上，用到艺术创作上。狱中学艺，使我获取了别人无法获得的知识。
　　1983年10月16日，我旅行结婚到杭州，由汪老师堂侄汪含芳先生引见，拜访了老师的师兄、浙江中医学院教授、书法篆刻名家林乾良先生，林教授见到我们十分高兴，询问汪老师这些年来在监狱的情况。他对我说：“一个人一生有走好运的，有走坏运的，你是走了一个大好运，汪先生不是因为‘文革’坐牢，你不说拜师，就是连见他也很难。就算你拜他为师，他也不可能几年如一日，每天十多小时手把手地教你，你要好好地珍惜。”
　　关于我在狱中拜汪老师为师学习书法篆刻一事，邱声鸣先生发表在2002年第1期《名人传记》上的《西泠印社成员汪新士传奇人生》一文中，曾以《狱中收徒传艺》一章记录了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