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印坛上出现了两位杰出的人物，他们相交半个多世纪，情如兄弟。1904年订交浙杭，同为西泠印社创始人；20年代初到北京，同供职于北洋政府印铸局；20年代末到南京印铸局，仍同在一室共事；40年代客居上海，同以治印、鬻字为生；晚年虽分居上海、武汉两地，但时常相聚。他们是艺术上的挚友，不仅艺术创作上各领风骚，而且友情深厚。他们就是一代宗师的王福庵与唐醉石。

        近日，收到唐醉石之子唐达明、兄唐达聪从美国寄来的《长沙唐醉石先生治印年表补遗》和116方印蜕及边款，其中27方是唐为王刻（27方中有20方现藏中国印学博物馆）。另读到吾师汪新士（开年）先生于1941年至1948年编刻的《治印日记》第八册，其中记载了王、唐在艺术上相互赞佩而又各执已见的趣事，读来倍感亲切。现将有关反映王、唐两位的情谊与艺事的印蜕、印款述陈如下。

        王福庵1914年游长沙，供职于湘鄂铁路局，时唐醉石在长沙，故二人交往频繁。是年唐为王刻“罗刹江民”（朱文，图1），款曰：“余于甲辰夏与维季（王福庵字）订（交）西泠，时相过从，意甚洽也。辛亥政变，余去杭返里，月夕风晨，动涉遐想。今年春维季以事来湘，旧雨重逢快逾曩昔，顷出石属刻‘罗刹江民’（王福庵号）四字。余之艺何敢望维季，然唾诿不已，聊制此以副雅意何如？甲寅首夏，善化唐源邺并识。”于此可知二人交往之行谊。此间，二人有感于游历飘零，离合无常，唐为王刻“天地一少鸥”（朱文，图2），而王则刻“兰沼飘萍”一印贻唐。1948年，唐为其中弟子汪新士手拓《王唐篆刻合刊》（王、唐为丁辅之所治印200余方集成）的题记中，对此感慨尤多：“余交福庵四十余年，更番奔走，离合无常。乙酉（1945年）春重逢海上，得汪生开年，谱吾两人旧刻，以为楷模。福庵藏庋余刻近三十石，无一或阙，此为藏中一石。余所有福庵治印，亦至夥颐，则尽付劫燹。仅‘醉石山房’一印，且再失而再得。福庵近以病目罢刻，余则仍以末技资出，其得失之数，劳逸之分，盖有立之者。摩挲此石，慨喟无涯。汪生其有同感乎？庚寅五月醉石记。”（参见拙编《汪新士年谱》）

        王、唐二人一生虽然离合无常，但只要相逢，必朝夕以研讨金石、书法为乐，他们对艺术的真诚与热情，罕有其俦。1914年，唐在为王刻的“王寿祺”（白文，图3）一印边款记：“甲寅春，维季来湘入夏，适余因事赴杭，未能畅舒怀抱，秋间返里，复与纵谈金石，晨夕无间，颇极一时之乐。行将之汉，索刻此印，即以志别。嘉平月望日，醉石记于水月林东轩。”

        在篆刻艺术创作上，王、唐联袂，重振“浙派”声威，后人谓之“新军”。他们在艺术上相互切磋，自谦、自信而又真诚赞佩对方。唐刻“李锜”一印边款记：“福庵篆此颇似秦人银印，醉石刻之，乙卯十月。”王在唐刻“听雨轩”印上署款：“醉石刻印喜抚曼生，此印偶仿完白山人篆，亦能得其神似，钦佩！钦佩！福庵拜观并志。”王治印擅朱文，唐则以白文胜，唐刻朱文“琅邪季子”（图4），边款多自谦之词：“余刻印每多作白文而少作朱文，今大胆刻比，仍觉软弱，维季许我何如？甲寅十二月十又五日记，醉石山农。”但偶有合意之作，唐又掩饰不住内心的自信。他在“范崇德印”（白文，图5）边款记：“醉石得意之作，福庵看看何如？乙卯重九前三日皆在长沙。”

        尽管如此，但并不妨碍王、唐二人在艺术上的独立追求，他们的艺术思想亦各不相同，可谓一时瑜亮。汪新士1948年刻“书宗两汉”，题记：“次日蒙唐师修改，更得苍莽之致矣。”再记：“越二日，又承福师（王福庵）略磨后告之曰：‘醉石之苍莽，吾闻远不如；而气韵浑厚则有过之也，汝其细味之。’十二日晚记。”又如：是年4月，汪新士刻“曾为国政”题记： “此印唐师云边与字太宽，而王师则谓不然，因特志之，固各执一是耳。”王、唐二人印艺主张与意趣之异同于此可见一斑；二人之于印艺的真诚与自信，亦决非常人可比。

        王、唐在篆刻上虽各擅其长，但兴之所至，时常令刻一印，亦是印坛一段佳话。“三缄其口学金人”一印边款记：“醉石制钮以赠福庵。甲寅十月十有九日越一日，福庵、醉石合作印面。”唐刻“穷年弄笔衫袖鸟”（朱文，图6），王署款：“甲子春，福庵自篆于燕，越六载己巳，醉石为刻成之。余与醉石初遇于杭，嗣会于湘，又聚为燕，今又来秣陵，皆朝夕弄笔以为乐。”合作之洽意，友情之深厚，溢于言表。

        1925年，王福庵46岁时在北京因手拨电风扇开关遭电伤，数月后痊愈。唐醉石得知后欣喜异常，即驰书慰问，并刻“真手不坏”（图7）一印相贺。是印唐未署款。事隔10年后的1935年，王福庵署款：“余手触电大愈之后，醉石作此见贻，今检视之，未署款也，因补记之，乙亥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