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八十年代末我就读过魏杰的篆刻专集《魏杰治印》，但对印章艺术知之甚少的我一直也未与他谋过面。好在门外人谈印，可以免去不少“瓜田李下之嫌”，自然会有不少“南辕北辙”之议，方家或也不会太计较罢。
　　魏杰自幼既喜爱治印，“印龄”至少已二十余年了。他的印作，不仅发表于全国的各大专业报刊，而且多次入选全国重大展览，几无遗漏。可以说成绩蜚然，硕果颇丰。以我相知，在当代青年印家中，他也堪为一家翘楚，标风三陕。
　　 就我个人而言，印象中如今印人辈出，才具美质者实不乏人，时有行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之叹。而又难免遗憾者，印坛济济芸芸，故又大有一风既开，千人翕从之势态，弄得我们这赏印的人，三年“韩风”，四年“王风”，二年“石风”的，倒也眼乱。从中亦可见，干自家活计、立一家面之不易。由于我生长北方，对北方印人知之稍多，仅以六十年代而后出生之印家论，脑海间便时常可以跳跃出一大串名字：马古泥、刘彦湖、甘海民、许雄志、魏杰等等，皆为印坛后起之秀，甚至其优者，大有“逼仄”中年印坛盟土之气势。在如今这个观念风行、信息爆炸、传媒迅速、场地多样的时代，小小方寸之地，亦显示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盛况，这些事实，足以表明，传统的印章艺术并未随着社会大背景的转换而失落其表现阵地。恰恰相反，反而更加鲜活蓬勃、生机盎然了。    
　　 以我浅知，古代印艺传统概不出两脉：一为秦玺汉印的无名印人作品系统；一为元明清以降的文人印作品系统。千百年来，人们醉心其中，发掘着美的意蕴。特别是近现代的一些印学巨子，治秦汉于一炉，揉文人印于一体，尤能发古今之未发者在于，如邓石如、赵之谦、黄士陵、吴昌硕、齐白石、来楚生等大家之作，兼取秦汉即与元明清文人印之长，会通变化，注入个性灵韵，激发出一种新异之气象。其施惠于今人者实多。便是其际不专工于印艺之艺坛巨擘如黄宾虹、潘天寿等人，亦能偶涉成趣，不失雅逸体脉。应该说，印章艺术的审美天地日益之拓宽，亦非常隐密地含寓着中国文化之变迁消息。
　　魏杰生逢印艺繁荣之今世，是有幸之人。其生长之地西安，历史文化遗存甚夥，人文荟萃，所以，他之出手便饱浸了秦汉文化的风习。在我看来，魏杰之印，汲取于秦汉者多，借资于元明清人者少。其印作的主体精神，不离秦玺汉的传统，这是其印艺的立足点，也是其印艺的制高点。这份底基，是他问鼎印艺高峰的通行证。我以为为艺者大率可分二类：一为简朴专一，一为丰富多样。魏杰则似为后者。他的感受力敏感丰富、接受力很强，领悟力与吸收能力都好。因而，他治印便具有多样的表现。从好的方面讲，这造成了其艺术形式的非单调化倾向，从中观者可以体味不同的人生与审美况味，感受人性的复杂与细腻变化。从不足的方面讲，这也易于弱化强烈的风格完型，使创作表现流于杂乱和一般化。魏杰的目前阶段，似仍未能完全摆脱后一种情形的笼罩。但他基础好、刀路广、创作勤奋、天性颖悟、年富力强，此一不足或不难弥补。
　　魏杰印艺，妙于开合，能在刀法，趣在章法、韵律。论篆法与布局，魏杰颇具匠心，处理大开大合、大疏大密、大虚大实，往往能得心应手，见出心裁。如“众里寻他”、“无言独上西楼”、“大公无私”、“长河落日”、“亡羊补牢”、“无心心自安”、“九月扬花’’等印，均极见功力与个性追求。其刀法之狠烈痛快，如“大国之魂”等，而其灵利秀颖，则如“三人行有我师”、“千日莲”、“党红”、“得知已”等，至于偶为斑驳古拙，亦有“若个书生万户侯”、“留云”、“听雨”等，可见其刀路广泛，不拘一法。而上述两方面之合度表现，往往能赋予一印以特殊之美感，形成独到之形式美。如早期师齐派作品“普夫”，如早期朱文“天石小品”，如早期甲骨文入印“万众一心”，如近期“众里寻他”、“百函精舍”、“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等印，皆不失为佳构。其意趣近乎天成，韵味浓郁，令人爱赏。
　　魏杰治印，醉心于线条之质量，重视刀趣，又留意于书写味道，时作粗犷笔，时作精细笔，弹性感强。如“刻印至死一石匠”之圆利而不飘滑，如“图龙之术”之粗豪而有控制，较好地把握了书、刻的关系与分寸。明代周公谨《印说》有段精彩之论：“有佳兴，然后有佳篆，有佳篆，然后有佳刻。佳于致者，有字中之情，佳于情者有字外之致。势斜反直，体疏反密，动吾天机，而莫知所以然”。周氏之论，要在谈印之“用”，而其“用”又必源渊于其“体”——没有对印章型制、材料、技巧、审美、形式感的扎实研究与专深把握，也是言之而不能之的。
　　魏杰君用功之勤过于常人。此不言自明。盖印虽后世为文人余事，然其创制过程，有极强之技术性与功夫要求在，可以说，没有摩挲过千百甚至上万方石头，欲在印艺上有所造就是不可想像的。从魏杰印制中，不难体会到他的积功日久与基础功夫之平正深厚。依我浅识，魏杰已基本走出了自家路数，他的印艺风格，堂庑奠基宽大，然也勿庸讳言，似尚要在精纯化方面进一步淬沥之。要解决好“刻印”“一石匠”与“印外求印”——更丰深之美学涵养的“矛盾”，则必会层楼更上，不仅党庑宽大，而且将门槛徘徊、窗阁灵通。 
　　昔包世臣认书法为“形学也”，若移论印艺尤然。可以说，治印乃工艺之极诣便臻艺术境界者。因此，相比于其他艺术门类，印艺之讲究形式美，离不开技艺性最凸显。可是，熟极方能生巧，工巧则美。而熟极之工巧美又有违于中国文化尚质朴简逸之主体精神。其或印家所必思之者否？
　　门外人谈，祈魏杰并方家见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