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大地，物华天宝。周、秦、汉、唐建都于此者凡十有三朝。秦汉时期是中国古典玺印最为兴盛的时期。深厚的秦汉文化积淀是陕西印坛脚下坚实的基石。“印宗秦汉”曾是玺印一道经南北朝唐宋衰落之后，文人印家力图振兴篆刻的旗帜。秦汉印的平正、雍容、古穆、浑朴，至今仍为印人推崇。
　　明清以来，篆刻流派纷呈，但篆刻家也因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向东南沿海的转移而多出于江浙一带。在这个世纪即将结束，我们对三秦现代印坛做一世纪回眸的时候，我们发观三秦印坛告别秦汉的辉煌而重新启动的步履是艰难的，凝聚着三代印人的不懈努力。上半个世纪，陕西现代篆刻赖陈尧廷、张邯、李滋煊“三驾马车”的发轫而重新起步。六十年代以后，傅嘉仪、赵熊接过接力棒，利兵秣马，力图重振秦汉雄风，成为陕西印坛的“两面旗帜”。在他们的倡导和身体力行下，陕西印坛出现了一批颇为活跃的新生代印人，其中翘楚当推青年印人魏杰。   
　　魏杰十几岁时即受业于赵熊、傅嘉仪先生，在他们的耳提面命下，临摹了大量秦汉玺印。并旁涉赵之谦、黄士陵、吴昌硕、齐白石等晚清诸家。白石老人曾云：汉印之妙不在其形模，而在于汉人‘胆敢独造’的精神。师古而不泥古是每个不同印人成功的相同秘诀。魏杰在秦汉故土上如海绵般贪焚汲取秦汉玺印精华的同时，大胆创新。他采用秦汉印朴厚峻利的线条，加入现代艺术对开合对比、空灵淋漓的崇尚，充分发挥刀石的材质特点，创立了自己酣畅痛快、雄肆奇崛的印风。   
　　明代印学家周公谨曾言：“有佳篆，然后有佳刻。”（《印说》）魏杰对汉缪篆、金文、甲骨文有着独特的理解与把握。当年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初创时，需要大量有关古代文字书法等文物复制展品。魏杰承担复制的大量新石器时代仰韶陶器刻符、西周甲骨文、秦代封宗邑瓦书等形神兼备，得到了考古学家和书法家的一致赞赏。有些观者甚至信以为真品。在这种对古代篆书的准确理解基础上，在他的篆刻中，他才能融汇各体古文字的精髓，创造出似曾相识而又区别于传统正宗甲骨文、金文、缪篆的自家篆法，每每给人以古意盎然而又耳目一新的感觉。如“图龙之术”、“党红”即可见其篆法独特之一斑。
　　在章法上，魏杰注意印面空间的分割和红白疏密的对比。他曾说：“我受汉印影响太深，其实刻印脑子中不应有十字线。”反映出他走出秦汉的深沉思考。正是由于他注意文字的开合和错落，很少犯常人习汉印而易导入的四等分印面的毛病。如“上善若水”、“袁仲一”、“邹宗绪印”等，因丈字繁简不同而错落揖让，大开大合中，即有强烈的红白对比，同时又相互关照，动静呼应，貌散而神凝。
　　魏杰对手中武器——刀的功能的发挥煞费若心，十分注意行刀的角度与运刀的稳健与微妙的摆动。如他刻的“南门太守”印，行刀极浅，很少复刀，游刃恢恢，控制自如，一气呵成，雍容大度。“醉翁之意”刀法极劲健而富弹性，冷峻爽利。
　　边款是印章艺术的延伸，魏杰的边款或楷、或篆、或隶，皆得益于他对书法结体的准确理解和运刀如笔而又饶有兴味的独特契刻味道。他的图画像印更是别具一格，自从清末赵之谦把图画引入边款，为边款表现形式别开一崭新天地。早年曾立志当一名连环画家的魏杰终于在边款(包括肖形印)上找到了施展他绘画才能的自由空间。他的图像款极重构图和意境，如“长河落日”款，湍急的河水奔流不息，颇具符号征象意义的落日渐渐低沉，漩涡状的太阳余晖似不合客观现象，倒象西方现代派的手法，不知是对历史的浩叹，还是对童年的追忆。“永泰公主暮”印款的苍凉似向人们叙述着历史沧海桑田的变迁。“汉长安城遗址”印款的厚重，似乎使我们梦回汉唐，想到今天背负的历史的期望……   
　　 这就是魏杰，他以自己独特的篆刻语言(篆法，章法、刀法)在印章的方寸天地中娓娓叙述着自己的理想与追求，意趣盎然，浑然天成。然而在全国重大展览近乎百发百中的表象背后，浸透着他不断探索、孜孜以求的汗水。如1994年在准备第三届全国篆刻艺术展作品时，正值盛夏，他几乎吃住在单位那拥挤闷热的办公室中一个多星期，反复构思，有些印甚至刻了好几遍，终于在刻成的数十方印章中选出“亡羊补牢”、“可得永年”等数方印参展并得以入选。唐代苦吟诗人往往“为求一字得，捻断数根须”。做为一个对篆刻有出色感悟而又十分严肃的篆刻家，魏杰何尝不是如此呢？
　　“路漫漫兮修远兮”，从秦汉故土走来的魏杰，如能更加注意锤炼自己大气雄肆的篆刻语言，同时加强对玺印篆刻理论的研究和总结，必能在当代印坛上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在篆刻艺术道路上更上层楼。我们期待着…   

1997年1月19日于西安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