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斌年纪还不到五十，却气质内敛，谈吐儒雅，更以坚韧的毅力驰骋于书法篆刻艺术的道路上三十余年。身为中国书协会员、西冷印社社员、上海市美协海墨画会副会长和上海书画院画师，自1988年起，他的作品先后十多次参加全国性书法篆刻作品展，并且出版作品集两部。那么，吴承斌是如何取得这些成就的?从中他又有哪些感悟?为了弄懂这些问题，最近，我走进了他那位于上海市中心的寓所，在他宽敞明亮的工作室里倾听他的娓娓而谈。

　　吴承斌对篆刻的兴趣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他刚上小学不久，“文革”开始了，学校里停课“闹革命”，许多跟他差不多大的孩子都整天打闹戏耍，无所事事，惟有吴承斌却一头扎进乱石废砖堆里，总是手拿一枚生锈的铁钉(后改用刻刀)，在乱石废砖上刻刻划划，如同着了魔似地投入。日积月累，他竟然因此练出了强劲的指力和腕力。吴承斌的“淘气”很快就引起了在文化系统工作的父亲的注意。既然儿子有这个方面的爱好，父亲就决定引导儿子朝这个方向发展。当吴承斌开始读中学的时候，父亲带着儿子叩开了沪上知名书画篆刻家韩天衡的家门，吴承斌从此正式成为韩天衡的入室弟子。

　　韩天衡的篆刻很有特色。沙孟海称誉他的篆刻：“根底深厚，刀法精熟，加上刻意创新，变化多姿，为现代印学开辟一条新境界。”韩天衡经常告诫学生，必须苦练基本功，磨刀不误砍柴工，前十年辛勤浇水，默默耕耘，后十年方能开花结果。遵循师教，吴承斌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关起门来潜心研读了大量存世印谱，摹刻秦汉印章二千余方。因此，他的作品基础扎实，融汉印的雄、鸟虫篆的美、吴让之的厚、赵之谦的健、黄牧甫的挺，再糅合进自己的特色，努力把握流畅和道劲的内在联系，追求“奇中见平，动中寓静’’的风格，既有对传统的继承，还有自身胸臆的自然流露，更包含着对艺术生命的感悟。

　　吴承斌对我说：“诗人赋诗，强调诗外功夫；画家作画，强调画外功夫；印家治印，同样强调印外功夫。重视不重视印外功夫，还是篆刻家区别于一般刻字匠的地方。”他认为，印外功夫有三：一是钻研文字学，对各种字体及其起源、发展、变化了然于胸，并运用到创作中去，使印面文字既有变化，又不失规范；二是兼通书法、绘画，要像邓石如说的那样，“印从书出”，通过“印外求印”，把多种风貌的篆书体势引入印石，给人笔墨意趣的感受；三是加强篆刻家的人文修养，包括文学、哲学等方面的修养。吴承斌的强调印外功夫、加强人文修养绝非空泛之论。这些年，尽管上门求印的人络绎不绝，他也忙得不可开交，但他依旧把读书作为必修的功课。他读古代诗词散文，读儒家、佛家、老庄的著作，并且总结出“息心静虑”四个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磨刀不误砍柴工”，他是深有体会的。

　　现在有的印家心态浮躁，基础没有打牢，就急于求名求利，热衷于跟风赶时髦，这是为什么呢?在吴承斌看来，主要在于治印之人人文修养的缺失。他语气坚决地对我说：“一阵风来了，灰尘最先被吹起来，因为分量轻，没有根。而千年古松的根植得深，风又岂能奈何它?当年，我在韩老师指导下，摹刻过二千多方秦汉印章，自以为很不错了。后来才知道，韩老师曾研习过历代印谱一千七百多部，摹刻印章超过三千方，这才叫根基深！你想想看，现在有几个人肯如此下苦功?只想‘砍柴’，不肯‘磨刀’，就是浮躁。要想医治浮躁，只有‘息心静虑’。”

　　我听着，不住地点头称是。这时，我看到桌子上放着的两部作品集：《吴承斌篆刻留真》和《历代书画篆刻一心经》。随手翻开《历代书画篆刻—一心经》，里面收有各种体裁的印章56方，刻录了《心经》这部佛教典籍中的二百余字，卷首有当代高僧真禅的题词：“承斌居士惠鉴篆刻《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功德无量。”

　　我不禁好奇地问：“你怎么会对佛家典籍感兴趣呢?”他说：“首先要声明，我是个唯物论者。我读《心经》、《六祖坛经》等佛家典籍，跟阅读《论语》、《庄子》一样，目的只在于提高自己的人文修养。因为，这些著作已经成了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更何况，它们有时与书画篆刻艺术也确实存在某种相通的地方，可以起到启迪和印证的作用。”

　　吴承斌给我举了个例子。他读《庄子·养生主》，其中庖丁谈自己“解牛”的体会说：“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读到这里，他顿时感悟到，这不就是艺术创作中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即创作主体与客体交融为一的“无我”状态吗？篆刻家工作时，必须排除一切干扰，摒弃任何杂念，让注意力高度集中，而这，跟佛家的“静修”也有某种类似的地方。

　　“总之，提高艺术家的人文修养，必然有助于提高他的审美能力，深化他的审美心理。”吴承斌说。

　　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了，告辞出来，我反复思索着吴承斌的艺术道路及感悟。像他那样能在追求技法、精益求精的同时把工夫放在提高自己人文修养方面，既“砍柴”又“磨刀”，是十分可贵的。他的作品所以能舍弃矫情、媚俗的习气，而表现出深沉的文化内涵，原因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