颐人对书法的研习并不比刻印来得迟，他早年固然涉足於晋唐，但着力最多的自然还是篆隶，取法乎上，途径也不算狭窄，但这些努力，大体还是作为印家的基本修养安排在他的日课之中的。七十年代初，他的隶书喜欢掺入一些金农的意趣，很堪玩味，但在上海的艺术圈子里，使人瞩目的还是他的篆刻，隶书只作为他的偶然涉趣。
　　他的书法既有刻印作为先导，心里又时时不忘金农、吴昌硕的古韵新意，久而久之，下笔自然不同凡响。他开始注重笔墨意境的个性追求，渴求理想完美的表现形式，以达到心手双畅。他醉心於篆隶的凝重，也喜欢行草的飞动，倾向於一种清新自在，质朴古韵的书风；或许为避免表现形式上与别人的『撞车』，他又甘愿独自寂寞地走一条行迹稀少的小径；此外，又或许是那些新出土的古代抄书匠、医者、兵士的手迹，作为民间下层的产物与他的不苟流俗的意趣和平民意识很融洽，总之，他选择了汉简。这些古老而新意迭出的先民遗墨，使他在一种新鲜而又熟悉的艺术天地中发觉了自我，唤起了灵感，从而激发出不可阻遏的创作热情，其後新作层出不穷，与他的刻印相比，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自是在艺苑声名鹊起，作品早已受到海内外人士的普遍珍视。
　　颐人在汉简书体上的成就，除得力於他自身的素质和刻印上的精湛修养外，还借助了他早年在音乐、绘画方面的有益尝试。见诸於他的汉简书作，真草篆隶兼备，藏巧於拙，笔势酣畅，奇崛多姿，深得汉人的风神气韵。作品的节奏韵律感又与音乐暗合，这种表现力极为丰富的艺术形式，往往淋漓尽致地阐发出诗文的意蕴和作者的内心感受。他的作品，乍看似乎是汉人简牍的再现，但笔墨所至，又可明显地接触到作者坦诚又透彻的生命律动，高旷超迈的胸襟，洒落自在的情趣洋溢其中。读者如果有兴展读一下他的《杜少陵诗意长卷》（这是他一九九一年秋在上海美术馆个人书画印展中最受称誉的作品），也许就不难感觉到一种精神力度的外射和流泻，从而达到与作者心灵的交流和融洽。
　　颐人老弟六十年代起问学於余，三十年间由印及书，由书及画。人之愈深，其进愈难，其见愈奇，而其志愈坚，可佩也。复转益多师，请益於钱瘦铁、罗福颐、马公愚诸氏，见闻日广，著述尤多。今上海书店出版社首次将其书迹印行，可喜可贺，就将我的这些随感记述如上，作为纪念吧！

  一九九二年八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