蛟河县是个不大不小的县城，20世纪90年代初期改成了县级市。1942年以前称额穆县。松花江的支流从此县辖区内穿过，即现在的松花湖。我出生在松花湖畔的一个小山村——杉松(杉松顶)。它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可并不富庶。因湖的两岸出产煤炭，后来多以“煤窑”来称呼这个小地方。听父母偶尔话旧，说我家的房屋离湖岸最近，差似游离于村子之外。但我对此已没有记忆了。恍惚记得湖水流动时的壮观，它太开阔了，湖面最宽处足有三四公里。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我家搬出了老屋，住进人口相对集中的村中新居。我对“新居”的印象至今记得，那是东北农村以前标准的土屋，墙壁是黄土脱成的泥坯砌成，屋顶上覆以厚厚的干草，还有宽敞的院子，前后大面积的菜地，这里虽然简陋，可“绿化”的面积和空气的新鲜是城市难以相比的。
    　九岁时我上小学，比现在城市里的孩子晚了三年，具体的学习情况已不记得。但背诵唐诗的情景却历历在目。听父母说，那时我的学习劲头还蛮大的。可能因为父母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家中孩子对学习都比较自觉。孩童时的记忆不能一一想起，可生活在湖边的我，却不会游泳，父母说下水危险，我特别听话，一直“保持”至今。那时难得照相，至今只有两张照片保存下来：一是小学三年级全班同学的合影；二是与表哥在大巴前的合影，现在看来，则别具一番味道。学习之余，采野果、挖野菜、网蜻蜒、罩家雀、湖边钓鱼，都是特别有趣的休闲项目。同时，我奇怪地对“美术”产生了兴趣。如果小伙伴无“约”，我便埋头在家中“临摹”。范本是日历牌上的古装人物和所见到的印刷品之类。每遇到可心的“范本”，绝不放过。你还别说，还真是“学有所成”，学校里的板报，缺了我还不行哩。朦胧之中，也许这是我从事艺术工作的开始吧！
    　大概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家搬离了此地，经过周折，最后落户在新站镇辖区内的参场。这里四面环山，东西两山之间勉强“裂”出一条出路。之所以名为参场，名副其实的是当地农民多以人工种植人参为业。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这时的我，学业之外，当然还是以抹抹画画为乐，多以古装小人书为临摹对象。装扮复杂的战袍和盔甲对我的吸引力最大。后来索性用小木片削制兵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样样齐备，每一式还有多种款。根据其使用特性，排成一列，居然洋洋大观。恍然间，锋镝交错，直仿佛亲临战场。快哉！快哉！
    　出了一个小“画家”，在偏僻的山居中，自然引来周围人们的赞赏。小学五年级时，第一次以敷彩的线描人物参加了县里的少儿比赛，获得了三等奖(奖品是一条毛巾)。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学习成绩差了，眼睛也近视了。父母发觉后，担心影响学业，毕竟画画不是正科，因而下了禁令。考取的中学，是在离家三十公里的镇上。由于少了父母的“监护”，画画日趋“专业”化。同时，美术老师李英辉先生发现了我的爱好，开始对我单独进行指导，爱好得到了发挥。自此以后，业余时间都以素描静物为主。相对以前随心所欲的描画，这素描还真有些枯燥。也曾试作水墨画(中国画)，用以参与各类型的比赛，虽然不谙执笔用墨之道，可在老师一笔一势的指导下，居然构成图画，还略具北方山川的气势。但最痛苦的就是完成后为画幅落款，虽然寥寥数字，对于一天毛笔字都没正规练过的我，甭提有多艰难了，弄不好一笔下去整盘皆输。李老师为人忠厚耿直，不存私心，教学上严谨认真，虽然长年默处乡隅，但是对我的帮助和影响很大。
    　题款时的尴尬，使我“被动”地练起了书法，虽然无人指引。真、草、隶、篆无不涉猎。“范本”都是从平时的剪报和一些杂志上得来，居然敢于在自己的作品上“挥洒”一下了。
    　画上题了款，就需盖章，开始，李老师为刻一二，当然不满足于求老师，便自己操刀攻坚。我对篆刻的涉猎由此始。遗憾的是，同书法一样，都没有真正得到门径。尽管到了后来还参加了省少儿书画大赛(三等奖，山水《峡江图》)的现场创作，甚至于达到每次县里的少儿赛事图画的一等奖非我莫属的地步，但回想起来，自己一直都是门外汉！1988年中学毕业，就读于永吉师范学校，这确是我人生和艺术的重要转折点。
    　由于书、画、印都有“一套”，一入学便被看成“特长生”，尤其篆刻的创作在同学中前所未有，更得到了重视。入校三个月以后，书法老师陈琳先生感到辅导困难，热心为我引荐了吉林书苑名宿刘廼中先生。入冬的大雪匆匆地刷白了大地，我随陈琳老师冒雪叩开了刘老的家门，同时也叩开了我艺术人生的大门。
    　刘老在吉林省德高望重，书印功深，以学问精纯而享誉艺林。他耐心仔细地看了我扛来请教的大捆“作品”。虽肯定了我平日的努力，却直率地指出我的书法和刻印都走了弯路！这对我的震动，无疑是巨大的：难道这些年的功夫白下了？得了那些表扬、奖状都没有价值？但这些困扰和疑惑很快在先生的知识海洋中被“淹没”了。事后追思，在这一时期，我真似拨开云雾见青天，才得以“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先生见我在学习态度上更加虚心勤奋，非常高兴。不久，竟许列门墙，成为“无门限斋”弟子。于书于印，我甘心地像初学者一样从头来过。在我的艺术道路上刘老是我的恩师。先生不作画，对我的画只评得失，不作指点，所以我的国画一直作为业余时间遣兴。先生指出人的精力有限，初学时最忌芜杂，所以，我谨遵师教，平时还是以书印为主。在校期间，无论寒暑，每周登师门请教，获益良多，可谓进步迅速。
    　刘老是一位仁者，是一位严师，特别警示学艺为人的道理，在学习上、生活上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师母孙贤舒在我的生活上照顾入微，视如己出。就在这样温暖愉快的学习中，1992年中专毕业了，同年加入了中国书法家协会。因没有服从分配(到某小学任教)，由刘老介绍，就职于国旅一下属企业，专事书印的创作。一年半后，又转入一所私立学校教美术。在那里，结识了现在的妻子——汪令宜。她那时还是校中的先进人物呢！工作未满三个月，吃力于人事关系的复杂，处处都感“用心良苦”，以我的生性疏散，再加上未能积极“进取”，终于被炒了“鱿鱼”而失业。
   　 现在回想起来，我不能不感谢永吉师范学校对我的特殊照顾，为我提供特别的方便条件，使我能全神贯注地搞专业。三年级时，由于带动了全校三十几名同学学篆刻，而成立了“玉琢印社”，并每月有油印的社刊流布。后来学校还单独开设了篆刻兴趣班，培养了大量的学生参与篆刻，丰富了学生的业余文化生活。
    　1994年9月南下深圳，投入了新的天地。二个月后，令宜辞职来深，相依打造憧憬中的未来。
    　初来乍到，其中甘苦是可想而知的。无论生存受到多大的威胁，我俩始终以静以修身为应对之策，以专业上的提高来补救生活上的枯寂。这种动力是巨大的，进步也是异常迅猛的。业师也消除了我会抛弃专业从商的顾虑，待情况又有所好转后，我开始筹措为业师出版作品集的计划。经过几年的努力，直到1998年末始进入实质性的操作，终于于2000年9月成书，由西泠印社出版，名为《刘廼中书法篆刻集》。此书得到了业内人士的一致好评。现在，平日除专业上的研习外，积极参与了全国各类大型展事，并多次获奖。2000年底加入了西泠印社。
    　2002年，我的民进会员关系转入深圳。2003年初主委吴井田先生向于幼军市长递交了我的个人材料，经过严格考核，以特殊人才和为深圳做出特别贡献而特批，7月办理了全家四人入户深圳的手续。这无疑是我人生的又一转折点，新的生活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