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文)
钱君匋先生函丈：
　　访日时蒙光临谦慎印会展，衷心表示感谢！宴会后又莅寒舍，使我感到无比光荣！
　　当时，我已提出，希望十一月十日参加西泠印社八十五周年纪念会的前一天，即九日下午，无论如何要拜访先生美术馆，看看各种陈列名品。这里我再次提出。
　　我知道先生工作很忙，故如有您的门生带领我们，我已非常荣幸了！谢谢。

    小林庸浩拜上
    十月廿八日

  
　　徐正濂按：小林斗盦，一名小林庸浩，1916年生，日本篆刻界的“泰斗”级人物，功夫精到，能在一方印上刻百字细朱文而无一懈笔；生前为全日本篆刻联盟会长，编纂有《中国玺印类编》、《中国篆刻丛刊》、《赵之谦印集》等；门徒众多，影响遍及日本关东一带。
　　信中所称的“先生美术馆”，即浙江桐乡的君匋艺术院。小林先生后来去那里参观的时候，笔者适在，见是一位瘦小的老者，目光有点锐利，步履很轻健。他在艺术院所藏的赵之谦巨大的篆书四条屏前凝神肃立了许久。赵之谦是他终身崇拜的对象。
　　小林先生对钱先生很尊重，笔者作为钱先生的弟子，便也油生出对小林先生的尊重。但我想这不妨碍有些史实的披露，也不妨碍我们可以存在不同的艺术观点。
　　作为西泠印社的顾问，小林先生2002年在日本杂志上发表了《告西泠印社社员诸贤书》，略谈了他对中国篆刻的看法。有些观点笔者觉得不能苟同，而且有些言语似乎也不符合“请多关照”的日本民族的习惯。也许小林先生觉得与其交往的王个簃、陈巨来、叶潞渊和钱先生等等都已故去，他于“小辈”便可以不顾及礼貌。
　　限于篇幅，这里只能摘录几句。
　　“中国篆刻到昊昌硕为止断层了”，“我对吴昌硕的概括是‘伟大而不精到’，他的作品不象赵之谦那样经反复推敲而成……”
　　“作为篆刻艺术发源地的中国，篆刻进入了混乱、迷惑的境地……”
　　“吴昌硕以后享有盛名的齐白石，可以说是个异端。他不对文字学作深入的研究，以那种单刀刻石的粗砺、野犷刻法著称。连这样粗杂的作品也说好，可见眼光之低俗。今日篆刻之粗俗、芜杂，与此是有关系的……”
　　“还有近时颇被人评议的黄牧甫，书法非常低劣，并因这种书法的不成熟，导致篆刻章法不完备，刀法也平板……三流作者而已。问题的关键是，赞赏他们的人眼光低劣，令人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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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赞赏他们的”“眼光低劣”的人之一，笔者事后写过一篇文章，同《告诸贤书》一起发表在《美术报》上。拙文并没有讨论吴昌硕、齐白石、黄牧甫是否“不精到”、“粗砺”和“低劣”，我想眼光既有高下，讨论是多余的，知者自知，不知者讨论了还是不知。拙丈只是感慨，多年来中日书法篆刻界的交往，并不在一个对等的平台上，日方过来，是他们请吃饭喝酒，有时还留下捐赠；中方过去，依然是他们请吃饭喝酒，间或还买单你的车旅住宿。这种多年的不对等，使得日方某些人士谦恭的外表再也掩盖不住内心的优越感——《告诸贤书》就是一种表现；而篆刻母国的子民再怎么自称泱泱，也摆脱不了吃人家口软，拿人家手短的尴尬——《告诸贤书》发表后，中国有关的篆刻领导部门未能置一词，也是一种表现。小平同志曾说：落后足要挨打的。真理啊，我想或可以衍伸一句：没钱是要受气的。
　　后一年，在西泠印社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上，小林先生以高明的智慧和手腕，将其在中国市场上购得的吴昌硕所刻著名的“西泠印社中人”一印捐赠给西泠印社。西泠印社不能不安排隆重的仪式接受。宝印回归当然是好事，但在《告诸贤书》发表后，别人怎么思量我不知道，我是觉得有点被动和窝囊。我当时想，这印章要是启功先生或者赵朴初先生(前两任西泠印社社长，他们应该都有这样的经济能力)购来捐赠，那多好啊！
　　值得一记的是，《告诸贤书》发表后，韩天衡先生个人公开表示了异议。而这种异议又很快传到了小林先生那儿，很快引起了余波。2006年，小林先生率团最后一次在上海办展，曾差人联络上海某单位，希望邀请一些书法篆刻界人士捧场；但是，不请韩天衡。也值得一记的是，这种未必有气度有礼貌的要求，被上海某单位当即拒绝：要么你们不通过我们请，要通过我们，我们是不能不请韩先生的！
　　事情都过去了，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日渐上升，这种种尴尬肯定将越来越少。而小林先生也于去年溘然作古，作为日本篆刻界受尊敬的领袖人物，长自己志气在他的立场上是完全不错的，由不得我们褒贬。之所以在这儿重提旧事，无非是为时代留下一点记录，不致于大家太健忘。我想唯一客观的是，当彼此都成为历史人物以后，以单纯的艺术的标准衡量，从广义的篆刻史的角度观察，小林先生将排在吴昌硕、齐白石、黄牧甫后面比较远，这恐怕没有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