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匋先生：   
　　久仰，未承面教。日前周女士转赉尊赐印章一方，至荷雅意，敬谢敬谢。杭州篆刻家近惟韩登安谨守圆朱，余多仰汲皖派。先生如有尊刻拓本，甚盼赐示。旧作小词一首，附上请教，计不满一哂也。近病脑动脉硬化，不能久伏案，匆匆即承新禧。

　　弟承焘上
    夏正一月初四日

    
    
　　徐正濂按：夏承焘先生谦虚，填一首词送钱先生，不忘说声“请教”。其实在词学方面，钱先生是不敢对夏承焘“一哂”的。夏承焘(1900-—1986)号瞿禅，别号瞿翁，浙江温州人，是现代词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从1930年起，夏就先后担任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的教授直至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毕生研究词学，主持东南词学讲席半个世纪，堪称一代宗师。夏先生继承晚清词学复兴之余绪，以其深厚的国学修养和严谨的考订功夫，在词人年谱、词论、词史、词乐、词律、词韵及词谱笺校诸方面都有大的建树，建立起严整的现代词学体系，其中最突出的成就在于开创了词人谱牒之学，其积数十年心力写成的《唐宋词人年谱》十种十二家，为前人未有，被学术界称为“空前之作”，“可代一部词史”云云。
　　 这些方面就不多说了，笔者也是转抄来的，词学界有他们的公论，我们实在懂得不多。我想说的是，夏先生学术之余的书法——书法“衍生产品”的硬笔书法——似乎是随意写来的信简，这几十个字，竟非常动人，古朴典雅，意味隽永，在我看来，要比现在有些硬笔字帖都高明。
　　 现在我们所称的一些书法大师如沈曾植、弘一、康有为、沈尹默……等等，其实当初都不以书法名世，书法只是他们的余事。什么叫“余事”？余事就如我们采办满汉全席，海参、鱼翅什么都买好了，还有些零钱，顺便带两棵葱的意思。这些学者们用散碎精力“顺便”弄弄的书法，都令我们崇拜得五体投地；这些学者们休闲时“顺便”议一议笔墨，都令我们如聆佛音。不为其他，因为他们确实写得好；因为写得好，谈到书法就确实精当、中肯、深刻。   
　　古时候，这一类余事兼擅书法的学者队伍是庞大的，一直到清末民初，这支队伍还有一定的规模，夏承焘先生可算其中的一员，从没有人说他是书法家，也未见他在书法方面有什么著作，但他随随便便地写一封短信，就令我们学书法的都钦佩不已，也感慨不已。想想其实不奇怪，古时候的学者伴随着幼年《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的启蒙，就开始笔墨的操练了，长成后笔墨又是他们撰述的工具，几乎无日不弄笔翰，须臾不可分离。既有深厚的童子功，又长年精勤操练，再加上本身的厚学养、高智商，书法焉能不好？民国以后，西学东渐，钢笔取代毛笔，彼时坚持用毛笔的学者如鲁迅、马一浮，写来依然大家气象；毛笔和钢笔并举的学者如茅盾、胡适，也还不失名手典范；而基本用钢笔的学者如巴金、钱钟书，学问如海，书法上倒底逊色许多。可见就书法言，写与不写有大区别。于今的学者倘若幼时不习笔墨，长成多敲键盘，没有实践而敢于谈书法——怎么说呢，我们且姑妄听之吧。报上说当今书法“丧失了文化身份”，是有点道理的，但又不能认为有了“文化身份”就有了书法。我以为书法的认识，一多半要从实践中得来，所谓书法之外的学养，于书法是重要的，但缺乏书法实践而学养深厚，还是未必能深解创作；如以为咱们还是能和前辈一样，“余事”谈谈书法就针针见血，恐怕玄乎了也。笔者信口雌黄，不知是否唐突了学术。
　　夏先生信末署“夏正一月”，乃是夏历正月的意思。正月为每年之首月。《史记·历书》记载：夏朝以一月为每年正月，商朝以十二月为正月，周朝则以十一月为正月，秦及汉初曾一度以十月为正月，至汉武帝恢复夏朝历法，以一月为正月，开一年之首，后历代沿用，至今未改。夏历即夏朝之历法，后意会为“华夏之历”，就是中国之历，也称“阴阳历”。而现在所谓的“农历”之名，乃是1968年文革中“破四旧”，强行改“封建糟粕”的夏历而来，其实只有四十年历史。我们健忘得很，差不多已经忘记了这个荒谬，但是专家记得(夏老先生既然用“夏正”，显然也记得)，据云已向国务院上书：阴阳历是根据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决定的，并不仅仅基于农事，“农历”的称呼很不合适，建议恢复源远流长的祖名——夏历。但好象还没有批下来，只见报纸上依然用的“农历”某月某日。不过在八十年代版的《辞海》中，已见允许指出“农历”的“不恰当”了。我不知道恢复的难度在哪里，二十多年了，这么多大事都“拔乱反正”了，竟然无奈此“农历”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