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文)
豫堂吾师：
　　拙作《唐宋诗词行书字帖》将于明春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扉页上拟求吾师宠题数语以增声价。如蒙赐允，不胜荣幸!
　　 学生任政顿首

    一九八三、
    十二、十六日

　　徐正濂按：任政先生曾经是中国最有名的书法家之一，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可以说是家喻户晓。那时候上海大世界更名为“上海青年宫”，要写一块招牌，虽然当时并无润笔，但因为书法家们被多年冷落，技痒已久，尝试一写的人不少。最后上海当时的领导——后来叫“四人帮的余党”——选择了任政先生的手笔。当然不能说任政书法合四人帮的口味，而是他们觉得任政书法比较通俗，“工农兵”能够接受。任政先生因此而出名，求书者接踵而至，真可以称“户限为穿”。
　　后来渐渐的任先生书法不那么红了。这同样和四人帮下台没有关系，甚至我觉得和“通俗”也没有关系。有点关系的是：拨乱反正以后，知识受到了重视，书法接上了古代流传下来、文革中中断的意绪，大家觉得书法家首先应该是文化人，而任先生作为邮电局的职员，与大家心目中的大书法家如沈尹默、白蕉、潘伯鹰、王莲常等等在学问上有差距。当代红火的书法家也许未必都有学问，但他们多顶着教授、博导、院长、某级美术师的象征学问的桂冠，有一种文化身份。任先生缺乏这种文化身份就吃亏了。不独任先生，还有写一手好字的赵冷月先生，我觉得也是因为没有文化身份而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
　　文化身份对于书法家的作用颇大，内可以高其识、壮其气；外可以美其名、饰其身。没有附加的文化身份，书法上技巧一纯熟，我们会称其写字匠；而有附加的文化身份，其实字倒是写得真正匠气的，我们却称其为“学者字”。古往今来的书法家我们见多了，有着眼于文化之内修作用的，也有关注于文化之外饰功能的，多少于文化上都有所得。
　　这些都无可非议，我觉得可以多说一句的是：文化作用于书法，首先要存在一定的书法专业基础。有这样的基础，文化的辅佐才如虎添翼，才真正有用。如果没有专业基础，作者对书法本体了解不够，则文化程度越高，非唯无益，还可能有害，盖学问深者自信也强，本来了解不多，却认为书法就是如此，则往往悖谬了。尝读到大学问家钱钟书先生称宋宰相王安石书法“点画弱而结构懈”(《朱熹与文艺》，钱钟书论学文选第五卷)，初深信之，及至在上海博物馆看到王氏手札时，才觉得虽不能与苏、黄、米、蔡颉颃，但还不至于到那地步。如果要比较，倒是钱先生自己书法更显得“点画弱而结构懈”一些。又如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经典新诗《红烛》的作者闻一多先生，管继平兄在书协通讯的“文人书法”专栏中曾有介绍。继平兄不是不懂书法的人，我明白他的难处，要介绍人家，不得不说其“似乎最擅篆书’——而“似乎”之用也真是《春秋》笔法。其实以专业的眼光衡量，闻先生的篆书并不高明，他不明白书法的“线条”内涵，只是依样画形而已。不必拿真正的篆书大家如吴昌硕、黄宾虹来比较，便现今的林仲兴先生，就可以“甩他好几条马路”！至于闻先生之“不可不提的篆刻”，虽有当时西南联大的群儒梅贻琦、冯友兰、未自清、潘光旦、熊庆来、沈从文等等共订润例，隆重推出，但就实际作品来看(如图)，便明白不知荒唐到哪里去了！也不必拿韩天衡、刘一闻、童衍方等等来观照，不才如我，也敢说比他好过几分呢。闻先生是著名的有骨气、有血性的正直文人，他实在于篆刻不明白，他要真明白，是不会写信和朋友说：“……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的。文化之用，可谓大矣；文化之误，也可谓烈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