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文)
君匋长者：
　　灰娃代为乞得手书珍品，甚为感谢。近偶于报端得悉在美讲学观感，更加感奋。北京已是深秋，沪上当渐增凉意，万望珍重。
即颂  大安

                                                       黄华叩首
                                                 一九八七年十月
                                                           三日

　　徐正濂按：黄华，中国共产党的著名外交家。笔者年轻的时代，传颂过许多其在外交事务上的睿智。黄华1936年入党，由于是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当时由美英基督教会创办)的学生，英语好，所以在陕北时就担任红军总部的翻译，后来的任职也多与外事相关。黄华曾担任中国代表团发言人，随周总理出席过著名的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1958年起，长期任中美华沙会谈的负责人；中美关系解冻后，其作为中央“三人小组”成员之一，负责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洽谈尼克松访华的具体事宜和公告措词；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其又是首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安理会代表；当过驻加纳、埃及、加拿大的大使；1976年至1982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到其政治生涯的峰巅。
　　黄华是一位高官。与高官往来是古今中国书画家避不开的话题。
　　书法家在古代是文化人的衍生，书法介于艺术和非艺术之间，姑且不议。而画家在宋以前是朝廷养着的，是“打工仔”，基本没有与高官平等往来的资格。直至元、明时文人画大兴之后，文人画家继承了读书人的精神，标榜清高、独立、自由，就有了耻与权贵交往的说法。当然，在以仕途为正宗出身的封建社会，这种标榜有时候是不得其门而入，攀附不上的说词，但无论如何，在“理论”上，中国书画家是不以和权贵往来为荣的。时至今日，我们对以往——只限以往，古今写文章的人于当代和前朝笔下都有区别——画品和人品的评价，也是将此作为标准之一的。
　　比较著名的例子是画僧石涛的遭遇。
　　康熙皇帝玄烨两次南巡，1684年在南京，1689年在扬州，都召见了石涛，尤其第二次在人众里直呼石涛之名，使石涛受宠若惊，感激涕零，三呼万岁，既赋诗，复作画，以歌颂之。诗曰：甲子长干新接驾，即今己巳路当先。圣聪忽睹呼名字，草野重瞻万岁前。自愧羚羊无挂角，那能音吼说真传。神龙首尾光千焰，云(?)拥祥云天际边。画就是那著名的“海晏河清图”。其实在那个时代，即便和尚，被皇上——并非官吏——召见而感激涕零也是很自然的，况且清军入关时石涛才3岁，到1689年已过去44年，要说亡国之痛，石涛此时还能有几何?然而士林和艺林就是不放过他，几百年来一直以此事诟病他，认为其人生污点。这显然苛刻了，过份了。
　　以个例来讲，是苛刻、过份了，但从立论的主旨上说，强调人格的独立、自由、清高，我以为是不错的，并且我还以为这是中国士文化的精髓。因为如此才有思想上的自由、清醒和独立；有思想上的自由、清醒和独立，才有创作上的自由、清醒、独立乃至深刻。
　　笔者决没有苛责我的老师钱先生的意思。钱先生虽然没有刻意避免与高官往来，但也没有过刻意追求。况且1987年的黄华已经离休，已卸去了一切冠冕，从信中看，他只是通过“灰娃”(画家张仃的妻子)请钱先生写了张字。那是作为在各自领域有成就的两个“人”之间互相敬重的交往，风雅之举，令人景仰。笔者引出此话题而真正感慨的是：当今文化人价值观念的不古。时常见诸报端，某些书画家与某些官吏的往来越来越庸俗化、甜蜜化、功利化，其间不乏利益的互相输送，称其为腐败也未为不可吧。笔者还感慨的是，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别老惦念着靠上大树，“一荣俱荣”，有一日树倒，也会“一损俱损”的，近期某些腐败大案听说就牵涉到画家了也。
　　在一个经济繁荣、思想自由的时代，艺术若足以养家活人，做一个纯粹的艺术家，所谓“末技游食之民”(黄牧甫语)，心去挂碍，身无羁绊，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