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家，父母文化程度不高，自己天资也平平无奇。之所以能够在艺术道路上坚持到今天，除了江成之老师的耳提面命之外，大概全部是由于我数十年以来，对于书法篆刻始终不懈的爱好和追求。有时候静处时回想往岁，多年学艺的艰辛和喜悦彷佛就像在昨天发生的一样历历在目。

　　我居住的老宅位于上海董家渡，在鸦片战争开埠以前这里是上海县城东南角的闹市地段，毗邻黄浦江，历史上的不少闻人隐者皆曾经居住在这一带。比如，离我家不远处的一个门洞，就是董其昌的故居。五年级时我对书法产生了好奇，开始自己练习写大字《玄秘塔碑》。有趣的是，每天当我在家门口摆开小桌子写字时，经常会有路过的大人给出很有见解的指点，我家对面正巧住了一位工艺美院的老师，他给我的建议当然也最多。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我在学习书法的道路上几乎没有走什么歧路，从唐楷又逐渐转向汉碑，临了《张黑女》《礼器》《曹全》《石门》《孔宙》。就这样，在我正式开始学习刻印之前，已经不知不觉间打了十多年的书法基础。

　　1969年我从学习毕业以后，分配到了上海第三钢铁厂，因为能够用毛笔写大字，很快就参加了厂内的工人宣传组。因为正好是文革中期，工厂停工闹革命，生产处于半瘫痪状态，大多数工人也是无事可干，很多人就用打牌斗蟋蟀来消磨无聊的时间。而宣传组中的同事们，基本上都是有些文化而且有些志向的，所以大家就利用别人打牌的时间来研究书法和篆刻。江成之老师当时是我们宣传组的指导老师，大概觉得我虽愚钝但尚可为，经过一段时间考察后允录为门生，就此我开始了篆刻方面的学习。

　　成师性情极为宽厚善良，是一位淳朴君子，可是他对于我和几位师兄弟的学印之事却十分严格。他要求我们先学习双钩描摹印谱，力求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相似度。他告诉我们，所谓“神似”那是非常遥远的事情，是要具备了一定的功力之后才可为的；在尚未达到“形似”的前提下去勉强追求“神似”是不可能的，甚至是可笑的，所以初学篆刻是，先追求“形似”是一条必由之路。记得我当时描摹印谱，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每天下班回家随便吃上几口饭，就开始双钩，总要一直弄到十二点以后眼睛觉得吃不消了才睡，平均每天花的时间总要有五六个钟头。

　　我平时双钩用的毛笔，并非是白描用的紫圭，而是普通的七紫三羊。笔毫要全部泡开，双钩时纯用硬毫笔尖的中锋，笔肚的羊毫部分用于贮藏墨汁，这样就用不着一直去舔墨了。成师要求，不单在描白文时用双钩，就连描赵之谦一路的细朱文也用双钩，因为线条是由两个侧来同时构成的，而这两侧的变化经常是不一样的，如果用单线钩的话势必不能完全兼顾，只有双钩才能真正分别领会其中的节奏和变化。记得有一次，不知谁借来了一册《伏庐藏印》，因为急着要还，大家只好商量每人借阅几个晚上，而我就是用一个星期双钩描完了这本印谱。后来还有一段时间，我自己觉得边款刻不好，干脆也用这个办法，双钩描下来然后再刻。

　　因为书法根底比较扎实，稳定地悬腕钩描已不算难事，所以长进很快。经过长期的双钩训练，我眼睛和腕指的准确性得到了极大的长进，更加关键的是，因为与大量传世名作的近距离沟通，让我的审美水平上了一个台阶，使得心、手、眼得到了同步的提升，到了后来在使用刻刀进行制作的时候，就非常游刃有余了。1973年经成师指引，进入了上海书画出版社《新印谱》创作组，有幸结识韩天衡、童衍方、徐云叔、刘一闻、陈茗屋、张森、蔡国声诸位名家，眼界又一下子开阔了许多。这批当年的精英才俊，如今都已经是中国当代篆刻界庙堂级的人物了。

　　回顾来路，最初打下的书法底子，为我踏入篆刻这一艺术门类提供了有力的基石；而成师提到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相似度”，包括双钩，又确实我们是绕不开的一个槛——至少对于我而言如此，只有跨过来了才能窥到篆刻艺术的精深高妙。很幸运，对于书法篆刻的狂热爱好，支持了我走过了这一段充满了艰辛和喜悦的历程。

　　我一直觉得自己资质不高，聪明人能够走通的捷径对于我可能比较困难，而成师所指引的道路虽然有点艰苦，却只要付出了努力就一定是看得到结果的。现在，我担任了一些艺术学校的授课老师，也会对年轻人讲同样的话，路是存在的，也是辛苦的，至于是不是愿意走那就因人而异了。我至今仍然保存着一部分《上博藏印》中的临印，是真正做到了与原作百分之百重合的，也算是忝列门墙这么多年，成师悉心爱护和栽培的一个留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