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小篆细朱文印的崛起

众所周知，古代玺印都是由印工们铸、凿而成，所谓“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文人士大夫们对此是不屑为之的。随着宋代文人画的兴起，为示郑重，也为增加美感，渐渐有了在书画名款下加盖印章的风气，使印章在“表信”的实用功能中衍生出一种有意识的审美价值，从而导致了文人对印章的直接介入：一方面，他们开始了印学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他们更直接参与了印章的制作，如欧阳修、米芾等均有参与玺印篆稿的史料记载。值得一提的是米芾，这位宋代杰出的文学家、书画家和鉴藏家，对印学已有了相当的研究，在其所著的《书史》、《画史》中有好几条论治印、论印之法，如“印文须细，圈细与文等…”、“见余印说，于唐印相似，始尽换了作细圈，仍皆求余作篆…”。 米芾的以上论述，至少向我们透露出两条信息：一是印文细而与圈等，这恰恰是后世小篆细朱文印的基本特征；另一是细圈印与唐印相似，说明唐代即有细朱文印的形式。作为有宋一代为数不多的能书篆、隶的文人，米芾更是有能自己刻印的可能，关于这一点沙孟海先生在《印学史》中已有阐述，笔者不再展开了。

　　至元代，赵孟頫极力鼓吹复古，主张用“玉筯篆”（“筯”通“箸”，即小篆）入印并加以实践，力矫当时叠篆盛行、篆法低劣之弊。从此，小篆细朱文印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中国印章的制作实现了由印工为主体转向以文人为主体的突破，而王冕首倡花乳石治印，又使原本牙、铜、金、玉等坚不受刃的印材为易于镌刻的印石替代，从而使文人得以亲自动手刻印。

以儒家为主的哲学观决定了文人的艺术审美观，反映在他们作书治印上，追求“不激不历”、“中正冲和”之风。清代徐坚“作印，须于兴到时明窗净几，茶熟香清，摩挲佳石，偶然欲作，而石之位分，与字之体势，适相融洽，心逸手闲，砉然奏刀，轻重缓急，惟心所欲，此乐当不让陶靖节开卷有得时也”（《印戋说》），道出了文人治印时的“雅”态；陈鍊“大凡文士作印，不善交错而善明净…阶前花草，寘放有常，池上游鱼，个个可数，若少间以异物，便不成观”（《印言》）则道出文人治印特点在于“明净”，“明净、停匀”正是小篆细朱文印中圆朱文印的显著特征。缘于此，元代以后，圆朱文印的迅速崛起并渐为人们所赞赏也就不难理解了。

四  小篆细朱文印的发展

在中国篆刻发展史上，明代的文彭无疑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人物，他的一生，精力都致力于篆刻，印作在当时流传较广。周亮工在《印人传》中写到：“…印之一道，自国博开之，后人奉为金科玉律，云礽遍天下”，虽赞誉得无以复加，而文彭确是当之无愧的。从各家所作印章的迹象，我们可以观察到：印学家将篆与刻的过程由自己一手完成，在宋米芾、钱选还仅是尝试，王冕可谓第一人，但因其僻处九里山，故影响无法和时任南京国子监的文彭相并论。正是由于文彭无意间获青田石四筐，改用牙章为刻石章，才使得青田印石得以大行于世，从而使篆刻艺术取得了飞跃的发展和繁荣的盛况。传世文彭的篆刻，伪品极多，今天所能见到的文彭款词句印，有可能全是伪作。但以他墨迹押尾名印“文彭之印”（图例10）作为他手刻，还是能大略看出文彭篆刻的基本风格：朱文“以六书为准则”，圆劲秀丽，尚存宋元遗风。

文彭之后，若论印之工致端庄，首推汪关。周亮工《印人传》对汪关评价极高，他将印章自文彭后分猛利、平和两派，分别以何震、汪关为代表。汪关治印，古玺、汉印基本功极厚，渊静工致，所作圆朱文印有“出蓝”之誉。后世谓汪氏直接文彭正脉，并称两人为“文、汪”。从传世之汪关印作“春水船”（图例11）中，可窥见其之功力。

传汪关印风者，以蒲田林皋最著名。清初印风渐趋卑靡，图求装饰效果，少讲法度。林皋继起，使得圆朱文印渐由初期的拙、稚走向纯熟、精致（图例12），促进推动了小篆细朱文印的进一步发展。

有清一代，小篆细朱文印可谓进入了全盛时期，逐渐产生了分化，衍变出“圆朱文印”与“铁线篆文印”两个亚类，其代表人物是丁敬和邓琰：作为西泠八家之首的丁敬，其印章汲取了诸多方面的学养，在当时印坛一派崇尚汉印的氛围中，响亮地提出“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汉家文”的口号。他所刻“敬身”（图例13）印，即是一方典型的圆朱文印，印之圆润秀雅，决不逊于秦汉印。此印以他独特的“碎刀”切出，从而开辟了浙派的新面目，被后人尊为“浙派圆朱文”。邓琰在篆刻上取得的非凡成就，得力于他篆书的高妙。在用笔单调的“玉著篆”、“铁线篆”里，邓氏掺入隶意，并富于提按起倒的变化，“印从书入”又“书从印出”（图例14），开个性化书写体小篆入印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