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86年由鲜卑族拓跋硅建立了封建王朝——魏，史称北魏。亦称拓跋魏、元魏、后魏。定都今山西大同东北的平城，史称道武帝。到公元439年太武帝拓跋焘统一了黄河流域，结束了长达百余年的十六国分割局面，并挥师南征，版图领地扩张日趋强盛，他实行了一系列的“改制”，能与江南宋、齐、梁三朝对峙，形成了南北朝的局面。公元494年孝文帝以南征为由迁都洛阳，此前的“改制”以使北魏的皇权摆脱了鲜卑族的控制，提高了汉文化的地位，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融合，迁都洛阳后北魏汉化“改制”更加完全彻底，使鲜卑贵族和汉族文化合流共域，出现了文武分途、崇文鄙武的政治变化，最后导致“文武之争”。矛盾激化酿成“六镇起义”，同时全国各地起义接踵而至，强烈的社会震荡使北魏政权土崩瓦解，诞生了两个拓跋氏政权国——东魏、西魏，历时149年。

　　一、崔氏、卢氏在北魏书坛的地位和作用。

　　据《魏书》中记载：“魏初攻书者，崔、卢二门”，“魏初重崔、卢之书”。可见北魏书坛领袖人物当为“崔、卢”书门的主支，崔氏一支主要指崔玄伯、崔浩父子；卢氏一支主要是指卢玄、卢渊祖孙。北魏建朝以前正值十六国后期，先后与北方十几个立国的割据政权对峙了四五十年，这时留居北方的清河崔氏和范阳卢氏在十六国时期就有着出仕前秦、后燕、西燕、南燕、北凉等政权的历史，可见入魏之前已是自成家法，立掌书门，入魏后书法依然被世人所崇。现在传世书迹稀罕，只能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判断，崔氏当以古文、篆书、草书见长，《周书·黎景熙传》记载：“其从祖广，太武时（424—451）为尚书郎善古学。尝从吏部尚书清河崔玄伯受字义，又从司徒浩学楷篆，自是家传其法”。崔玄伯在崔氏擅长的书体中又加入“行押”，“尤善草隶，行押之书，为世摹楷……又玄伯之行押，特尽精巧”（魏书·崔玄伯传）。崔浩能传崔氏之长，且善隶书，“浩书体势及其先人，而巧妙不如也”（魏书·崔浩传）。《魏书·江式传》中又载：“兖州人沈法会能隶书”，“已后隶迹见知于闾里者甚众，末有如崔浩之妙”。足见崔浩的艺术水平和影响，从中不难发现清河崔氏一脉的所传体势有楷篆、草、隶、行押（楷篆非楷也）。范氏一脉取法钟繇，擅铭石书、章程文、行押，又擅张芝、索靖一路的草书。“至（卢）邈以上，兼善草迹”（魏书·卢渊传）。但入魏以后的卢玄一辈遗裔则不擅草书了。崔、卢乃北方的书法世家，卢氏要比崔氏早些。但在公元396年正值北魏立国11年，崔玄伯出任吏部尚书，公元431年崔浩又高官司徒，腾达位显，隆盛门第，崔氏父子的权势、地位均比卢氏家族显赫，而且当时天子笤令朝廷文书大多出自崔氏父子笔下，到北魏中后期，卢氏家族名满天下的只有卢渊一人，而崔氏一脉冠名四海者众，有崔衡、崔向客、崔光、崔亮等，崔氏书家的威望也高于卢氏，居书坛主导地位，崔氏书风影响深远直至北齐时期，推动了北魏书风传扬的势头，所以清河崔氏书风的发展对入魏后的书坛发生的影响又早于范阳卢氏家族。

　　二、北魏书风的两个重要时期

　　对北魏书风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平城时期”和“洛阳时期”两个部分。
　　所谓“平城时期”就是指北魏迁都洛阳之前的百余年。在这个时期篆书主要由清河崔氏传法，篆法承袭卫氏而来，其篆书更接近汉代书幡信鸟虫文，虽是人们使用的书体，但它限于特定的、庄重的场合，而且流行于上层社会。比如《皇帝东巡之碑》、《皇帝南巡之颂》、《司空琅邪康王墓表》、《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嵩高灵庙碑》、《平国侯韩弩真妻碑》等多种碑额的书体均为篆书。虽然出于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刻手、不同的书家，但书写风格有所差异，其共性在书写上都表现出了曲线和尖锋。这一时期郑重的碑刻、墓志都是采用隶书书刻，隶法承接十六国而来，也可看作是西晋隶书的余脉。许多碑志的镌刻技艺粗糙、草率，笔画形态不工整，并掺有楷书的笔法，有失隶书特有的平直之势和汉晋隶书之庄严气象。如：《皇帝东巡之碑》、《皇帝南巡之颂》、《嵩高灵庙碑》、《嘎仙洞祝文刻石》、《宿光明冢》、《刘贤墓志》、瓦当文《富贵万岁》等。当时的楷书大多“体兼隶楷”，在构字和体势以及笔画的姿态上都想学隶书，但书写技巧不纯而杂有楷式，其中隶多于楷，还有隶而近真，再有楷中带隶，被人们称为“正书”的变态书体。只有平城后期的《晖福寺碑》出现了楷书“斜结”的端倪，给研究北魏楷书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被康有为称“丰厚茂密之宗”。“平城时期”的楷书以《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题记》为珍，然后有《邑师法宗造像》、《光州灵山寺舍利塔铭》、《崔承忠造像》、《法家造像》等。这一时期的行草书比较罕见，从近年出土的单字或少字组合来说，虽表现出书写状态，但匆匆的刻划显得不熟而坠俗。

　　自清朝以来陆续出土的“平城时期”的书迹有碑刻、墓志、造像、地契、题记、瓦文、砖铭等，仅从品类论其书迹高达几十品。可见对北魏书风的研究，“平城时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阶段。

　　“洛阳时期”处于北魏后期的四十年，由于实行了汉化“改制”，形成了慕尚南朝衣冠之制的风尚，这种风尚对人们的书写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值得研究的是楷体书风的变化，这个时期楷书蔚为大宗，见于碑刻、造像、墓志、塔铭、写经。大多碑刻采用了楷书题额，最大的变化是楷体书风出现了秀颖峻拔的风格样式，姿态近于南朝墓志。在平城的后期北魏书风就吸收了大量的南方书法之长。迁都洛阳后的四十年间，随着汉化“改制”的深入，“洛阳时期”的书风发展炽盛，逐步形成了“弃古趋新、舍质求文”的书风。康有为认为：“奇逸则有若《石门铭》，古朴则有若《灵庙》、《鞠彦云》，古茂则有若《晖福寺》，瘦硬则有若《吊比干文》，高美则有若《灵庙碑阴》、《郑道昭》、《六十人造像》，峻美则有若《李超》、《司马元兴》，奇古则有若《刘玉》、《皇甫驎》，精能则有若《张猛龙》、《贾思伯》、《杨翚》，峻宕则有若《张黑女》、《马鸣寺》，虚和则有若《刁遵》、《司马升》、《高湛》，亢夷则有若《李仲璇》、庄茂则有若《孙秋生》、《长乐王》、《太妃侯》、《温泉颂》，丰厚则有若《吕望》，方重则有若《杨大眼》、《魏灵藏》、《始平公》，靡逸则有若《元详造像》、《优填王》。通观诸碑，若游群玉之山，若行山阴之道，凡后世所有之体格无不备。凡后世所有意态，亦无不备矣”。这里所及楷书大多数是“洛阳时期”的杰作，从中可窥其体势与风格，也可证明当时的楷书“字有定法”之论。统而观之有草率与精美之分，也有新妍与古拙之别。近年来在洛阳出土的大量北魏宗室元氏墓志屡见不鲜，既精美又新妍，著名者有《元桢墓志》、《元简墓志》、《元羽墓志》、《元思墓志》、《元嵩墓志》、《元详墓志》、《无铨墓志》……。还有刻工精良的造像题记《始平公造像》、《孙秋生》、《刘根》等……。这种书风点画丰满、府仰向背各有姿态，横画起笔出锋斜按，收笔下顿，左低右高的欹斜之态十分明显，撇捺开张，收笔平挑，竖钩上提，风糜上层社会，被称为“洛阳体”。直至北魏后期传习“洛阳体”楷法已蔚然成风，各地的墓志、造像记上的楷体都与元氏墓志同出一宗。同时也表现这种体式是‘洛阳时期“铭石书风的主流形态。另外从敦煌遗书中也发现了北魏后期的经卷，可见这种书风对民间影响也是深远，我们所见到的民间《姬伯度砖铭》就是用“洛阳体”所书，所以“洛阳体”也是应用于写经抄书的“正体书”，是北魏后期楷书的“官方用字”。实际上北魏后期书法已经与南朝接轨，其平正一路的楷式在东魏以后渐渐成为楷体的“　　多数派”，到了公元6世纪后期的隋朝居于了主导地位，这就是公元6世纪北方楷书演变发展的脉落。洛阳时期的隶书遗迹不多，就《姚伯多造像记》、《郑长猷造像》、《刘氏七十人造像记》而言，均掺入楷式，属于一种很尴尬的隶书样式。这一时期的篆书大多用于墓志盖，到了公元6世纪虽在北方的一些王公贵族中流行不衰，但已失去秦汉篆法之矩，与同期的楷书相比不足以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