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球图宝骨肉情”，白文扁方印。张大千收藏古画而钤此印，为自炫其精鉴，人人能识的精金美玉，不必以天球河图相喻；但说穿了，也是一种生意眼，珍如球图，情同骨肉，要他割爱，自然要出善价。此印常与“别时容易”印并用。

　　<五>“敌国之富”，圆朱方印。据王壮为说：“所谓‘敌国之富’，是表明这张书画，甚至为过去皇室之所未有，可以和皇家收藏比富。”然则凡钤此印者，必无历朝内府收藏印。张大千“敌国之富”一印，抵得过“明昌七玺”，亦可以自豪了。

　　吴湖帆以画名于世，被誉作“为三百年山水画开一新局面”的贡献。他还是收藏家、鉴定家、词人。他的藏品来源一是其祖父吴大澂的遗藏，二为其外祖父沈韵初“宝董室”的部分所藏，三乃其夫人潘静淑的陪嫁，另外，他自己亦有不少收藏。故其所蓄三代彝器，唐、宋、元、明剧迹及碑帖孤本极富，凡经鉴识，正赝立判，輓近诸名家收藏，惟吴湖帆一言是归。其夫人潘静淑在鉴赏上往往有独到处，有时甚至连吴湖帆也自叹不如。夫妇俩“伉俪相庄，倡随文史，侔于赵、管”。时人誉之为“合归来堂欧波馆寒山千尺雪于冶。”因此，吴湖帆专门请陈巨来刻了  “吴湖帆潘静淑珍藏印”、“吴湖帆潘静淑鉴定”印。遇有重要的书画作品，吴总要征询夫人的意见，然后，钤上这几方印章。其它收藏印如“吴湖帆潘静淑夫妇所藏海内孤本宋椠梅花喜神谱之印章”、“吴氏四欧堂所藏宋拓唐石真本化度寺碑印”、“梅景书屋秘笈”、“先人真迹湖帆嗣守”、“吴湖帆珍藏印”、“湖帆鉴赏”等等，大多为陈巨来手治。吴湖帆和张大千一样，和陈巨来有着特殊的交情。吴湖帆早年的篆刻经历，以及他的审美趣味，使他对陈巨来的篆刻个性十分推崇。一九二六年，在二弩精舍里，吴湖帆结识了赵叔孺的弟子陈巨来。交谈中，吴湖帆认为陈巨来的印风与明末印人汪尹子之得源、致力，均有暗合者，因曰：“我有汪关《宝印斋印存》十二册计二千方，可以供你参考。”巨来随即同吴湖帆一起到“梅景书屋”取书。不久，吴湖帆为表示对陈巨来作品的赏识和志趣相投，鼎力掖植，又将家藏的《十钟山房印举》中专门收拓两面印的十二册原拓印谱送给陈巨来。吴湖帆自二十年代中期以后，常用的收藏印及书画用印，大多为陈巨来奏刀，都是精心瘁力，一丝不苟之作，向来被认为是陈巨来的代表作品。“巨来年方壮而游于斯艺者，且三十年。所治印，融会古近诸家，奄取众长，而一出以浑雄。其得名海内外，非幸致也。”(叶恭绰《陈巨来古印举式序》)无怪乎张大千要引宋玉的句子赞美。“珠晖玉映为古美人，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乃师赵叔孺更称其为“刻印浑厚，元朱文为近代第一。”而巨来则对恩师感怀备至，每有所获，都归功于恩师的栽培和教诲。他曾在致赵鹤琴函中曰：“余随侍吾师，最先且久。发蒙导语，娓娓循循。”“今之粗有造诣，一皆吾师甄铸所成。”足见陈巨来性厚谊重为不可及。

　　一个收藏家必须具有鉴赏功夫，才能辨别真伪优劣，保护真迹精品，使之流传后世，收藏家钱镜塘就是这样做的，我们从他的收藏印中便可窥见一斑。钱镜塘的旧遗诸印，现为其文孙钱道明珍藏，并经其整理精拓汇编成《钱镜塘鉴赏印录》，凡一百部，计收唐醉石、陈巨来、钱君甸、高式熊、吴朴堂、徐云叔等名家之作共六十五方，多为难得的精湛之品。经典的程式技法，在他们的手中，幻化出来的是令人击节赞叹的无穷魅力，而一家拥有如此之多的收藏印，亦属罕见。

　　这里特别介绍王福厂高足吴朴堂刻的几方印。“钱氏数青草堂珍藏印”，为吴氏用心之作，其边款也颇为可读，“镜塘先生精鉴书画，收藏之富甲于海上，足可与庞氏虚斋，顾氏怡园抗衡，今之项墨林，安仪周也，刻贻此印，以志钦挹，癸亥十月下澣朴堂吴朴记。”另一方“数青草堂供养”印，其款曰；“高江村、朱卧庵所用收藏印无不精妙。海昌钱先生今之项叔子，余为治印，亦必精意篆刻，不敢率应，惟恐有污名迹也。”从中使我们藉窥钱氏当年穷搜名迹，鉴玩书画之风雅及吴氏于此道的称赏与别识。让人肃然起敬的是吴氏于治印的那种“不敢以轻心挑之，不敢以慢心忽之”的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值得一提的是钱镜塘对海上画坛巨擘任伯年的推崇，并特地请高式熊、吴朴堂各刻了一方“钱镜塘鉴定任伯年真迹之印”，博得了“海内外藏任画第一家”的美誉。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不仅提升了任伯年绘画的商业地位，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海派绘画的学术意义。此外，钱镜塘还致力收集各家各派所绘同一题材的作品，加以分类研究，这种专题收藏方法从他的收藏印中也有所体现，除上述鉴定任画印外，还有“镜塘藏扇”、“镜塘藏荷”、“海昌钱镜塘珍藏乡贤经籍印”等等。钱镜塘辑藏的《明代名贤尺牍》，内收明永乐朝至崇祯朝名贤共四百余家，煌煌二十册，曾于五十年前延请嘉兴倪禹功逐一整理考略，张克和题写书签，并钤“海昌钱镜塘收藏明贤尺牍印”于册首。这批明人尺牍，在中国嘉德2002秋季拍买会古籍善本专场上，以九百万人民币成交，成为同好研谈之资。
   
<四>
　　中国传统艺术手法自古便分工与写，印亦然。无论书画形制如何，对于收藏印必以工整一路的元朱文、细朱文或满白文印最为合用，益见精致雅洁。元朱文、细朱文印由于其姿态优美、柔婉可爱、文雅秀逸，一直见赏于文人士大夫，亦为市井间所喜爱，而且对鉴藏法书名绘、善本珍籍来说，用之则更为允当。寒松老人曾谓：“藏书籍、书画印，宜作朱文；藏金石碑帖印，宜作白文。”(见王福厂“麋研斋藏书记”边款。)因为书画鉴赏、收藏所讲求的是“风雅”的共性，不管被鉴赏、被收藏的作品，其本身的风格是端谨还是不羁，鉴赏者、收藏者都必须是“风雅”之士，否则是难以畅游其间的。所以，作为鉴赏、收藏活动的题跋书法应以端雅为主，作为鉴赏、收藏活动的钤印作风，当等同视之。如果藏家用吴昌硕、齐白石一路印风作为鉴赏、收藏金石拓本的钤印，则别具趣味，对于书画则欠妥当，因为此类写意印风大刀犷笔，太为厚重，十分抢眼，所谓“适以印损书画。”号称“收藏甲东南”的大收藏家庞莱臣，曾用上等田黄石慕名请吴昌硕刻书画收藏印，结果因风格、气息之不逮而磨去，另请赵叔孺奏刀，方觉惬意。

　　“名迹鉴藏，缥缃钤证，则莫如赵(叔孺)陈(巨来)。”(沙孟海《徐云叔篆刻》二集序)近现代的许多书画收藏家，乃至北京、上海、广州、浙江、辽宁等各地博物馆、图书馆用的钤记，都以用赵叔孺、王福厂、陈巨来、韩登安、吴朴堂等所刻的元朱、细朱文印为荣，至今留存在国家级书画图籍的文物中，也独多他们所刻的收藏印、鉴赏印。如2002年底，上海博物馆的“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中，我们可以见到他们刻的诸如“庞元济书画印”、“虚斋审定”、“虚斋至精之品”、“古堇周氏宝米室秘笈印”、“湘云秘玩”、“梅景书屋”、“刘靖基伯寅氏鉴赏之印”、“季迁心赏”、“吴兴徐伯郊收藏书画金石书籍印”、“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藏记”等等。不少印作即使就迄今所见而论，亦完全不失为一等一的精品，“寓奇诡于平正，寄超逸于醇古。非世之貌为狂怪险谲者所可望也”。(张大千《赵叔孺先生遗墨序》)
   
<五>
　　沙孟海曾在《印学史》中指出：“印学史上一直有旖旎工致的细朱文一派。赵孟頫、文彭所作小篆印文，或多或少还带有抽朴之气。接着汪关、林皋、胡唐、赵之谦等人在这一方面加工加精，有所发展。”这七百余年的时光，如封存的陈酿，到了赵叔孺、王福厂、陈巨来、韩登安他们手里才真正地闻到了朴鼻的窖香。真如沙孟海所指出的那样，“他们的精能，往往突过前人，谁也不能否认。”但这类印风在当代艺术评论界几乎一致被视为保守、落后和匠气。在当下崇尚“大刀阔斧”、“视觉冲击力”的今天印坛，整饬一路印风那种儒雅、蕴藉的气息，十分适合在今天社会竞争加剧，导致人心浮躁所以更需要呼吁“和谐”的形势和条件之下去传承，同时也是篆刻家的主客观条件有可能加以传承的。它们是中国篆刻艺术的精粹，整饬一路印风对印家艺术技法和性情修养都提出了高难度的挑战。艺术不能在古与今、中与外、新与旧之间作出高下之分，艺术只有崇高与渺小，优美与卑陋、隽雅与平庸的区别。我一直认为，豪门子弟有优越的艺术环境，拥有更多的艺术资料，同时，家族的地位益于他尽量地演示脱颖而出。这是出身寒门的所谓“一耕夫来自田间”的子弟们望而不即的。他们于艺术的研究是与家族及自己的交游圈子内的一些收藏、鉴定活动相结合的，因而使他们具有极高的眼力和审美感觉，见识非常人所及，胸襟涵养自然迥于常人。当然，在平民百姓中，除了认命还有奋争，教化为先仍是共通的追求。书画篆刻家中的一批人就是由此产生的。中国古典艺术都讲究文化的熏陶濡养之功，而赵叔孺、王福厂、陈巨来等人的印作对于这一点的强调更为突出，他们的作品因而能得到那些学识渊博，有着高深艺术文化修养的才俊名流，诸如叶恭绰、张伯驹、刘靖基、沈尹默、吴湖帆、张大千、溥心畲、王季迁等人的激赏。因此，当芸芸众生唯恐落后地追逐着时尚的大潮流时，我情愿回过头去寻找世外桃源。

　　“改革开放万舟发，盛世收藏萌新芽”。面对方兴未艾，如日中天的中国书画市场，“对于书画鉴赏、收藏者来说，题跋、钤印使其变得风雅，变得有意义的一个重要手段，被鉴赏、收藏的书画作品，也因题跋、钤印而变得更有文化气息，变得更有价值。”(徐建融《书画题款、题跋、钤印》)而作为篆刻家“印竟附名迹以传，何幸如之”(见赵叔孺“序文铭心之品”印款)随着人们精神生活的提升，书画收藏印也必然随着书画收藏热而广受收藏者欢迎，那种精微、典雅、静谧、悠闲而又不乏机智的古典印风，在当今西风日盛、千变万化的印坛，已是老树新花，开得灿烂辉煌。

2002年4月18日初稿
张奕辰于百篆楼

此文载于2003年第10期《收藏家》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