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你致我的公开信，深为你以前所持偏见有所改变而感欣慰。这次你又有新的看法，并热诚盼望着回音，那就容我再饶舌几句。
我在《寄言，俗说》一文中不同意你“擅工的印人未必擅写”的意见。并例证了几位印人。其实我的本意并非是你所理解的那样，因为真正成功的印人都能超越于门户之争，主张兼容并蓄。这种精神在他们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盖道，非一家之私”，每个印人都可以去探索、体认。许多大家工放兼取，都是兼容的体现。评价某家某风格，应从“人心各有不同”的观念出发，“以各人自用得著者为真”。如果你认为某家印风由工到放的转捩过程“是一个学习由低级步入高级的进程”，我以为你对篆刻，特别是对工整一路印风是浅层次、表象化的理解。你认定王镛、石开早年之印作都是“面目温驯，一片婉丽之象”，这次又例证齐璜的印作，我看是个理解认识水平问题，实践不够，认识也就永远上不去。这一点我是从你放言齐白石“在晚年一样能够作丝丝入扣的铁线篆”时得出的结论。这种误认就属于常识性错误，很难想象你以前在美院接受篆刻基础训练时的严格究竟“残酷”到何种程度。叹息之余，便想起“无知者无畏”这句话，看来“满瓶不动，半瓶晃荡”这句民谚颇有哲理。
你认为“赵叔孺、王福厂就是不能和吴昌硕分庭抗礼与并驾齐驱”，我以为确实有道理。但“吴昌硕的显赫不无因为石鼓及写意花卉的独标新格”(徐正廉语)有相当印外因素。这也是当今成功印人不再把功夫投注于提高印艺，而是更多的投注于“印外”的原因。依拙见，吴昌硕、齐白石印风以姿肆阳刚的作风与赵叔孺、王福厂的婉约阴柔颉颃印坛，在气魄上要强于赵、王，但在格调上却是逊于赵、王的。历史上有许多造诣甚高的印人在学艺过程中认定某种风格并加以发挥，但他们对其他风格的认识却有很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固然帮助了他们个性风格的建树，但却限制了他们对于他人印风的正确认识。诚如来楚生所言：“刻印之难，岂但局外人莫辨高下，即治印里手，亦多不懂印之高下优劣。”
从你发表的许多文章中得知你“受过篆刻的高等教育，又经历了西方美学观念的洗礼”，很是仰慕。而像我等这样的，在成长期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又没有机会受严格而“残酷”的学术锻炼，一直靠自学后补，各种功底都是肤浅而单薄的，更“缺少现代学院艺术教育的必要训练，没有相对丰富的视觉经验”，因而常常自惭形秽。有时只能作自我安慰：吴昌硕、齐白石有文凭吗?韩天衡、石开、李刚田、刘一闻、徐正廉他们似乎也没有专业高等学历。徐正廉的话更是为我的想法找了到注脚：“没有学历的作者前途艰难，他们必须比有学历的作者付出更艰辛的努力，他们往往一辈子都在学习。因此，在艺术家的行列，我们往往看到江湖派并不逊色于学院派。当然，这不能说是学历本身的过错，高等院校的学习毕竟有系统性，而学习的条件也不是自学可以比拟的。”(徐正廉《诗屑与印屑》)
大涤子“笔墨当随时代”的口号我们已喊了300年了，但它“决不是形而上学地认为多元的时代就要表现花哨，雄强的时代就要抒发刚毅，柔弱的时代就要哀哀凄凄”。(徐正廉《诗屑与印屑》)我们从吴昌硕的篆刻上看不出新文化运动的任何迹象，从齐白石的印章上也很难看出解放前后艺术风格的变化。倒是那些颇具时代感的，如文革后期上海出版的用简化字刻的《新印谱》以及稍后曾风靡一时的广西李骆公印风，只是昙花一现。所以，如果是“为赋新诗强说愁”，肯定达不到所要追求的境界，同时也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正如你阐述的那样：“‘流行’毕竟意味着短暂，尤其是在功利心态的驱使下，过分地激进，盲目地超前，都为当代的篆刻创作贴上了些许叫人失望的标记。”(见《书法报》总第867期白爽著《在新世纪的起点上》)做学问比不得卖商品，你的发现创造有无价值，有多大价值，意义如何，是不能自己“广而告之”的。有些观点不够成熟，就需要“查正再播”，或者由别人来说，一个“想于当代印坛确立地位的人”，取向并不在于“工”、“放”的取舍问题，重要的还是“本钱”够不够的问题。如急于想出人头地，大可去当明星，开公司当老板，或写文章学学人家王朔，骂遍天下名人，这样成名比较容易，文艺界某些炒作足资借鉴。而从事书法篆刻不是一个容易出名的途径，它的名气、口碑往往只是在圈内，因为会欣赏懂行的人实在太少了。启功、沈鹏的名气绝对比不了巩俐和赵薇，要不，我们的申奥大使怎么没有书法篆刻家?但是，“如果有一天，艺术的竞争演化为艺术的幌子下生存智慧的竞争，中国最成功的书法篆刻家不是字写得最好，印刻得最好，而是生存智慧最发达，那将是艺术的悲哀和时代的不幸。”(徐正廉《诗屑与印屑》)。
你认为“王福厂、陈巨来等的篆刻创作风格已经成熟之极，如一味求此，必定走向程式化，而最后失掉艺术的创造魅力”。其实，吴昌硕、齐白石以及当代一些名家的风格又何尝没有程式化、规范化?如果失去这些，他们又怎能确立自己强烈的艺术风格?(他们将篆刻作为一种具有个人强烈风格的范式提供给世人，使他们的弟子和私淑者难以摆脱其笼罩，面目比较接近而难以为继。)至于“王福厂、陈巨来的印风之所以会逐渐溢出时代的主流审美视野”，并非是他们的印风会“把作为艺术的篆刻创作个性化、自由化的因素涤荡殆尽，令篆刻仅仅成为一种‘众工主事’”，根本的因由之一是和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价值观念、写意艺术的惯性发展和人的惰性选择有关。期间或多或少还有着各种难易之别的投机心理在起着作用。因而“于当下喧闹、浮泛的篆刻语境中，不该再添些嘈杂的噪音了，应在尊重艺术家本身的前提下，多给人营造些古雅幽僻、平淡微茫的境界，让现代人过于疲惫的心灵有一块安然的栖息地。”(见《美术报》2001年5月19日白爽著《既雕既琢，复归于朴》)随着时代审美观念的发展以及篆刻艺术自身的发展，工稳印风非但不会走向穷途末路，相反，它将更加能够承传发展并枝繁叶茂。如果你一时难以接受，就让时间去检验，让历史去公证，不是纯艺术的东西，自然会自生自灭。
你发现电脑能够随心所欲地设计工整一路印章，并且接上雕刻机立马就可以生产出一方精心布局的工笔印章。只要你能提供软件，我也能用同样方式制造出一方写意印章。但制作出来的东西效果如何?是否还有神韵?这个问题我以为没有必要再启口舌之争。只是替罗工柳、陈逸飞等写实派油画家担心，以后如有摄影家的参与，他们的画可能一幅也卖不出去了。噫嘘!日本二玄社则要大发特发了，因为他们复制的各类剧迹可以上佳士得、苏富比等大拍卖行了。
坦白地说，与你商榷其实很累。因为有过两次探讨，故时常留意拜读你发表在各类专业报刊上的文章，但弄不懂你是哪一家的代言人。有时你老是以诲人不倦的导师腔调来指点江山，径自声嘶力竭地喊出“工稳秀雅的印风将逐渐走向衰亡”的“昏话”，(恕我在此套用你文章中的一句话)有时则非常客观和宽容，主张“审美多元，取法多方”，(见(书法报》总第867期白爽著《在新世纪的起点上》)这表明你有双重心态或另有深意。因而，我觉得我们的讨论该收场了，不是不屑，而是你语焉不详、自相矛盾处太多，以我的迂腐是经不起这么反复无常的折腾的。
2001年10月31日《书法导报》第44期<总第619期>七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