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容不得虚伪，惟有真诚才能获得艺术女神信赖，才有可能获得世间的鲜花、美酒和掌声。李刚田首先是一位真诚的人，其次才是一位真诚的艺术型学者。所谓艺术型学者是在无数次创作实践过程中，积累了大量感性经验后，对某些学术课题有独到创见，尔后上升到哲学理性高度，以严谨缜密的思辨精神对逻辑结构予以完整地表述。这既不同于康德、黑格尔式的纯粹思辨，也不同于波特莱尔、罗丹式的纯粹经验，介乎二者之间。我有幸接触过不少中原汉子，深知他们怀有豁达淳朴的气质，一方水土养育着一方人。作为中原艺坛突出的艺术家，李刚田有着淳朴古厚的性格气质，发而为艺也就显现为敦朴古秀、扬弃矫饰的风格，诚如他礼赞庶民艺术大匠邓石如，是追求李白标举的清水芙蓉去雕饰的美。
        李刚田的书法立足于古典传统，深入经典文本又不为文本局限，非皈归的认同，使他不致于沦为古典传统之俘虏，故能以独立之精神，营构其魅力独存的叙述方式及书写话语系统，从而由古典迈向现代的审美之境。
        李刚田在中原印坛的出现，使雄风烈烈的中原大地，终于有了原本苍白贫瘠的文人篆刻名家，他的存在和意义，在于他是中原篆刻的旗手。其篆刻建树略胜书法一筹，在他的示范感召下，中原印坛涌现了一个阵容整齐实力雄厚的创作群体。
        李刚田的人格魅力，在于其刚正不阿，敢于直面真理，包括他的某种不完善与局限，毕竟他正处于生命的黄金阶段。他以勤奋敏悟的天性，在书法、篆刻创作、教育、理论诸领域广种博收，创获颇多，令人感佩。他切入理论研究的前提，是以大量创作实践作基础，故其立论皆能言之有物论据确凿，不会隔靴搔痒空泛玄虚或理屈词穷，文风平而实，蕴有犀利的批判锋芒。
    （一）李刚田从书香之家走向当代艺坛       
        1946年，李刚田降生在中州古城洛阳的一个书香之家，弱冠即酷嗜传统艺术，弄翰执刀终成气候，管领一方颇有建树。他的祖父精于鉴赏古玩文物，府上收藏丰硕。李刚田就生活在诗韵流荡翰墨飘香的环境里，自幼在耳濡目染陶铸下萌生爱美求真的种子。诗礼传家的传统影响了他在当今艺坛的良好表现。诠释的魅力在于挖掘故事背后深层的文化底蕴。阅读他的某些斋号，弄懂这些斋号的“典故”，对理解他的作品文本颇有助益。这些斋号记录了他难以忘怀的人生经历，他用这些旁人难以释读的斋号，讲述他的心灵情结，以此填写他的履历表。13岁失学踏上谋生之路，为九口之家衣食奔走呼号，繁重的体力劳动，建筑工地十年工长生涯，他将终生铭记。别号“司工”源于此，缅念这难以忘却的岁月沧桑。诗礼之家在现代文字狱摧残下早已面目全非千孔百疮，祖宗呕心沥血创建的文化基业，在文革血雨腥风压迫下彻底崩溃，惟一存世的玉鱼磬，自然成为其心灵深层的掌上明珠。“石鱼斋”是否隐喻讨伐文革的正义心声？其自刻斋名印“石鱼斋”边跋云：“石鱼石鱼，食之有余；有酒盈樽，刚田无虞。”由此我窥视到李刚田善良宽厚的坦荡豪气。历史有眼，石鱼有灵，代有传人。
        李刚田从充满书香的诗礼之家跌落到建筑工地，经过风尘洗礼终于跃上艺术圣殿。他以铁笔初展才情，石上抒情言志的灵性释放出强烈的生命创造能量，在此示范感召下遂带动一个创作群体。随之他那充盈着秦汉风骨的书法，从幕后走到前台亮相，且气宇轩昂临风兀立不同凡响，书风清健特立于神州书苑。面对群雄纷起的世纪末书坛，观念误导谬误横生天下大乱，作为真诚而真正的艺术家，他深感重任在肩有感应发，迫使他以艺术家的良知，沉浸于哲学思辨理性的领地，挑战权威，粉碎神话，解构谬误，拨正观念，书坛多了一位才华飞扬的艺术型学者。  
        李刚田由书香门第走向当代艺术领域，由感性的创作实践走向理性的学术思考，于此建构感性与理性交叉、艺术与学术汇合的双重变奏。他的治学态度严肃认真，其学问根基显然构筑在传统文化之上，尤其是在深入研读古典书论印论中获得必要的知识准备。以此为前提，他又将这些学问知识滋润其艺术创作，由此形成合理的双向反馈。
    （二）李刚田的书学思想
        坦率地说，作为艺名远播的李刚田，其理论水准决不亚于艺术创作。当他初登书学研究领地时，便显示出深刻的思辨气质，严谨有序的逻辑推理能力，言之凿凿，陈言务去，独抒己见，尤其是戒浮夸弃玄谈。他站在书学本体论高度观察书法历史、教育、审美、现状，从纵横两个层面进行深刻的解析，以深沉的理性思辨审视诸多书法现象，借助感性实践经验往往能做到独抒己见，见解透彻而深入，体现了一位书家应具有的学术素养。正因为他在长期的创作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不少思辨经验，在生命意识召唤下受到理性约束，故发为文字能杜绝空泛，扬弃谈玄说道之浮华或不切实际的空洞说教，亦无高头讲章经院哲学的陈腐风气。他的书学研究并非滞留在创作经验感性认知阶段，而是建构在书法史学与书法美学基础之上的理性思辨和逻辑把握。面对纷繁复杂的书法现象，他不为表象所迷惑，条理分明地进行史的纵向梳理和论的横向剖析，并能灵活运用多层次多角度分析方法，具体问题具体研究，不偏离他所面对的问题情境。他善于站在历史发展的维度，并立足当下的文化立场对历史和现状进行审美观照。
        作为一个真实的人，李刚田敢于直面真伪而不惧怕权威，坚持独立思考，甚至不惜甘冒风险粉碎偶像，解构书坛神话，以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科学理性的态度，言之凿凿的论据，提出经过严密分析的独到见解。他排斥主观推测武断立论，或纯粹个体化的欣赏趣味替代客观的艺术批评标准，而将批评对象置放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予以深刻剖析，故其立论往往言之有据，持论中肯，给人以某种启示。他很少写那些毫无意义庸俗吹捧的文字，不着边际玄之又玄的鼓吹，他是以自己的独立存在证明批评的在场。很长一段时间里，书坛总是有人抱怨批评的缺席，但书坛似乎忽略了李刚田的存在，他对批评的贡献并未引起更广泛的注意，这或许是个值得警示的信号。即一个注重创作的实践者，他只是一个书家，一个篆刻家，而恰恰忽略了他的批评家身份及存在价值。与此同时，有一种意见认为，他不过在创作之余才抽暇写一些书学论文。为了纠正上述对李刚田的种种误读，我才决定将他列为一位不乏思辨气质的书论家进行研究，并且认定他的学术成就不在创作之下。作为书论家的李刚田，其批评魅力和动力首先源于追求真理之勇气，坚持真理之韧劲，其次是尊重历史不惧怕权威直陈己见，再次是敢于瓦解书法偶像，消解书坛神话，逼近真理标准。这就使他的批评具有他者难以包容的特征，也同某些不作具体分析的抽象否定，缺乏严谨辨别的空洞说教，丧失实质性剖析的批评文字拉开距离，形成强烈反差。
        我之所以将李刚田列入批评家范围加以评述，在于他的批评思考方式不仅仅滞留在形而下的层次，往往能上升到形而上的层次，予以深刻地洞穿。虽然他无意建立一整套书法批评语汇，构造所谓的书法批评体系，但这无损于他在无数感性实践基础上提炼成的批评观念。他没有也不会躲在象牙塔里窥视书坛动向。据我的直观判断，其感染力在于崇尚真理过程逐渐走向他的信仰逻辑，其文化批评心态呈开放辐射趋势。在对于右任、沈尹默、王学仲的批判中袒露批评的独立性，摆脱长期以来批评沦为创作附庸的地位，消灭廉价捧场及将严肃的精神质问丑化为广告宣传。遗憾的是，后者至今还占有广阔的市场，每时每刻都有人在不断生产文化垃圾，相反真正严肃的批评则稀若星凤，难怪有人惊呼批评的缺席。李刚田的在场，至少作为个体存在，为使批评能健康发展而站在批评前沿摇旗呐喊。
        击浊扬清需要气魄，更需要胆识，在李刚田的批评文本中展现了弘扬健康清刚之气的批评文风，其内心深处寻求真理的企盼与批评精神得到了证实。他吸收中华民族的理性思辨力量，痛斥那种迷失自我膜拜偶像的造神运动，并渴望用理性光芒来装点精神，召唤书艺不要被物质欲异化而使自己沦丧。批评家在人类灵魂设计中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李刚田自觉地承担起这个责任，他用乐观进取姿态面对当下书坛的批评勇气亦难能可贵。他的批评基本上介乎哲学与社会学之间，以深邃的哲理来关怀书法，更多考虑批评的社会效果，以真知卓见高屋建瓴地剖析批评对象，通过大众传播推动，使开放的心态有所回应。如他对于右任标准草书的批评，认为于氏以个人风格“企图统摄天下古今草书，未免有点太理想化了。试图把古今天下各个时期各种风格流派的草书纳入一种模式，是与艺术美的本质相悖谬的。所以，于右任发起的标准草书运动，从艺术或实用角度看都是一个不伦不类的‘乌托邦’”。【1】
        于右任在现代书坛虚构了一个标准草书的神话。这个神话至今在海峡两岸某些区域有其市场，【2】消极的负面影响大有东山再起之势，而真正敢于以文化批判态度，站在人文主义立场解构这个神话的批评家实在太少了。儒学哲学的中庸意识阻碍了思想的冲击性与洞穿力，李刚田的解构战略则捍卫了真理，尊重艺术自律原则及历史的客观规律，应用话语内涵深刻性，以批评的在场瓦解虚幻存在的书法神话。于右任的失误在于主观地将千姿百态的草书，不顾其充分个性化的特点，一厢情愿地将它纳入一个封闭的情境，面目单一雷同导致机械呆滞，消泯艺术的创造本质，远离书法的本体精神。试想当书坛涌现一群风格雷同的“标准草书家”时，或许正是艺术百花的衰败之际，人们何以辨识他们的创作个性、风格类型与审美特征？艺术创造需要天才，而天才是对文化价值发展的典范体现，（对于以书写为主体的书法来说，是十分需要有天才的表现，以此来张扬那线的飞舞，从中体现个人的意志和情趣）。S·阿瑞提认为，独创性“构成创造力的特殊本质”。【3】于右任舍弃草书独创性神话，在李刚田拆除神话在场逻辑及维护艺术本质的批评话语中瓦解成一堆碎片，他用批评权力发掘异在，颠倒等级，彻底粉碎标准草书“乌托邦”。Ｈ·里德说：“艺术家皆具有相同的意向，即愉悦他人的欲望。故此，艺术往往被界定为一种意在创造出具有愉悦性形式的东西。”【4】书法，尤其是草书更加重视创构愉悦性形式，一旦形成千人一面缺乏个性变化的标准草书，那么愉悦性形式也就此终结。作为大书家的于右任其神话本身的虚幻性，在富有真知卓见的艺术哲学面前暴露出苍白无力的弱点，而信奉此神话的书法家除了自我个性迷失外，似已沦为书奴的悲剧境地。故我才提出，李刚田的批评已超越形而下的思考层次，升华为形而上的思辨层次，即以哲学作背景的社会学批评，对书法社会学亦能产生有益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