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篆刻上精勤了二十余年，自恨没有老师，又自愧才力甚薄，虽有锲而不舍的精神但也只是略有所成，蹉跎了许多岁月。有时心底常常迸出很多在篆刻创作上的想法，可实践起来又感到有些艰难和无奈。虽说如此，仍然不懈于“寻道问津”。

　　察古方能知今。古人留给我们的印章或印拓汗牛充栋，不可胜数。我认为，若从文物和考古的意义上讲，一网兜收无疑都是价值很高且极其珍贵的；若从艺术方面而论，则并非所有的都好，都有价值和生命力。因此，如何正确把握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是验证印人才识的硬件。传统的不一定就能代表是古典的，古典的也不一定是判断审美的唯一准则及传承的唯一依据。只有明了篆刻艺术的本质和精神，才能拨云见日，使篆刻正确且坚挺地向前发展。

　　印章的发展历史悠久，但将印章视为艺术及文人亲自制印的历史较之书画却显得很年轻，也由此导致了篆刻这门文人士大夫眼中的雕虫小技被掠为书画艺术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命运。

　　无论篆刻遭遇了什么样的对待，它依然顽强地发展，而且日益壮大起来。这既与我们的审美趋向和篆刻热情有关，更与清代至民国之际横空出世的几大篆刻家在对古印的探索以及为我们凿开了“石门栈道”密不可分。

　　就笔法而言，后人不能不钦崇邓石如及其弟子吴让之，是他们在篆刻中大胆地融入了笔意，才使“印从书出”这一纲领性的理论指南，真正找到了成功的实践者。邓石如是位少言多行、一任作品说话的人。其弟子包世臣只是位说得出却做不来的“媒婆”。倒是吴让之秉承完白山人的衣钵且光大师门，进一步开拓了重笔重韵的皖派艺术。

　　就刀法而言，切刀的出现成就了以丁敬等西泠八家为代表的浙派艺术。浙派用起伏交错的双刀切刻，再现了汉印的古朴风貌，确实是个了不起的创举；而后来的齐白石创造性地弘扬了汉代的急凿印法。那既不失笔意又天马行空的冲刀，无疑使他成为开创篆刻艺术豪放派的奠基人。

　　在篆刻的取法上，吴昌硕将其苦学一生的石鼓文书法直接纳入印中，即开创了高古雄浑的吴派艺术。

　　 活跃在民国时期的陈巨来可谓是个聪明人。他避开以上诸家之长而师法汪关，在细腻工整、精巧典雅的细朱文上找到了自己的历史位置，成为印坛婉约派的领袖。

　　可以说齐白石与陈巨来承前启后，将豪放与婉约两大印风推向了两个高潮。

　　我们应当感谢这些大师将我们引入了通向传统的终南捷径，同时这些大师又让我们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则，传统古印已多被大师所开发撷取，余者如何为之？令人无所适从；二则，大师们各具风范的作品又成了新的传统高峰，无形中在取法上给我们系上很难剪断的红线绳。

　　我认为，当前能在理性上、系统上搞创作的人越来越少了。小物通大道，搞篆刻实在太难了。因为在章法上我们很难有大的突破，只能在古印的藩篱内讨生活；在文字的取法上，汉碑额、汉砖文、古碗底字、古钱币以及铜镜铭文等都已为大家所取法了，那么刀法又能有多大的创新空间呢？

　　近一时期，我在篆刻作品的装饰性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并施之以理性的创作。装饰美古亦有之。春秋时期的一些金文、兵器上的鸟虫篆字、汉时的瓦当和肖形印等都有着显著的装饰意味和特色。现在的公章与汉瓦当有颇多相似之处：同为圆形，同具粗重的边框，同是随圆布字，同在圆心有饰物（一为五角星，一为小圆）。然而值得思考的是，瓦当本是古时加以美化的建筑材料，虽然后人将其视为既有生命力又有学术价值的艺术珍品，可汉朝人则视其为生产出的建筑材料而已，何谈艺术？同样，当今公章只能施之于行政而无人视之为艺术。从“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的发展规律看，公章也必然会遇到瓦当的奇遇。在这个意义上，瓦当与公章可谓千古同圆且又千古同缘也。与其被动地让后世来考证、研究当今公章这一重要课题，何不自己先吃这个螃蟹为快？于是，我在不违艺术本质与特征的前提下，将古印的灵魂与现代公章的面貌移花接木，创作出亦古亦今、具有装饰味道的篆刻作品。这只是我一种理性的尝试，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并与同道们共同探讨大圆公章能否成为艺术意义上的“现代官印”这一学术课题。

　　完成公章系列后，我感到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既不屈服于自己的奴性，更不俯首于他人的个性。叼着芦苇杆在深水中潜行的生存状态是痛苦和压抑的。公章可以不再搞，但对有装饰性印风的创造思想还要继续深化和拓展。于是，我又创作了以道教印的某些特色为基调的系列作品。

　　值得庆幸的是，我国历史上北宋时期的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上京（即现在的黑龙江省阿城市），近期出土了一大批珍贵的金国时期贵族的殉葬物品。由于我在哈尔滨师范大学艺术学院执教，受有关部门之请，得以亲自参与其挖掘及考证工作。令人惊喜的是在殉葬的数十方金国铜印中，竟有七方是道教法印。爱抚详察，知其与自己的审美及艺术取向多有合拍之处。灯下推敲，竞有意外之得。

　　道教法印采用教中的符文入印，应用范围仅限于道教法事之中，且令人难识，故数千年来一直为艺术领域所尘封着，无人问津。我之所以大胆地借鉴道教法印进行艺术创作，虽有机缘的一面，更主要的是，它与公章所体现的某些特点完全符合我的艺术取向。

　　道教法印的印文融入鸟虫篆、云篆、雷篆等篆法，与公章一样具有装饰味道。公章是在圆中旋转，而道教法印则是在方中旋转，方圆兼备后，益增动势。我在创作时，力求把公章、道教法印、鸟虫篆等某些特点进行优化组合，使点、线、面焕发出生机。这本书中的印章大体上是朱文粗而白文细，与常见的朱文细而白文粗呈逆行之势。在线条上也颇多探索实践，将汉代石壁画及吴道子画中的某些线条大胆地使用。刀法是我的强项，运刀如笔，我能轻松自如地将线条赋予千姿百态的生存状态。大多数人刻鸟虫篆都很工稳华丽，我在创作这系列道教法印时，也适宜地应用一些鸟虫篆，但却是写意和随意的，为求灵活生动和丰富多彩。这样也能在小小的印面上推出很大的空间来。道教法印，道法自然乎？

　　 我不认为出版的这批道教法印系列是我创作公章系列的“收成”，只能说是我在追求和表现装饰性印风中的一大进程而已。前路漫漫，尚需同道们点津。

　　将这批道教法印系列的作品付梓，甚感汗颜。不过目的是为了求教于同道的批评、指正，心中反倒变得愉快起来了。

　　对王镛先生能在百忙中拨冗作序，致以诚挚的谢忱！

   
甲申秋葛冰华记于冰城一隅斋